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从良渚遗址的发现和被初步认识，至今已将近七十年了，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而被正式命名也已四十六年。在这么长的时期中，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可说是一浪接着一浪，不断有新的突破。不但对良渚遗址本身的研究已经大大深入，而且发现和发掘了一大批像寺墩、草鞋山、福泉山、庄桥坟等重要的遗址，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珍贵资料。在当前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众多著作中，良渚文化已成为首先被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博物馆推出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向观众　展示四五千年以前长江下游先民的伟大成就和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知道，良渚文化主要是分布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体部分大致可分为太湖以南、以东和以北三个较大的群落。太湖以南的群落以良渚遗址群为中心，还包括杭州地区的老和山、水田畈、辉山、横山，嘉兴地区的荷叶地、雀幕桥、庄桥坟、新地里、普安桥、千金角以及宁绍平原的慈湖、名山后和浦江的阔塘山背等一大批遗址。太湖以东群落的中心不甚明确，以上海福泉山比较突出，吴县草鞋山、张陵山和昆山赵陵山三地相邻，年代互有先后，似乎也是一个中心。其他还有苏州地区的东渚、俞家墩、绰墩、少卿山和上海地区的马桥、松江广富林和金山亭林等一大批遗址。太湖以北的遗址发现较少，可能与考古工作不够有关。不过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都有规格甚高的贵族墓地，当是本区前后相继的中心遗址，其他遗址有常州和无锡地区的城海墩、罗墩、嘉陵荡、仙蠡墩等，镇江磨盘墩和地处太湖西北的江宁昝庙也有良渚文化的遗存。此外在太湖以西的溧阳洋渚也是一个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它南面的小梅岭可能是良渚文化玉料的主要产地之一。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主体部分基本上是环绕太湖而发展的，只是因为西面多山，遗址甚少。但良渚文化并不局限于太湖周围，它还不断地向外扩张，主体部分之外的边缘地区可达江苏北部、浙江南部和安徽东部；至于某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所及，则北达山东，西至江西，南到福建和广东。甚至对山西的陶寺类型和陕北的神木石峁一类遗存也有一定的影响。

　　良渚文化是以快轮制造的黑陶和雕工精细的玉器而著称的。陶器的种类主要有鼎、豆、簋、圈足盘、双鼻壶、宽把带流杯和小口高领瓮，还有少量的大口缸、鱼篓形壶和捏流鬶等。在良渚遗址群中还常见长椭圆形的盛鱼盘和带漏斗形过滤器的圈足碗等。圈足器特别发达是其特点。器物表面多打磨光滑，显得素洁高雅。只有在一些特别讲究的陶器上才有朱绘或针刻的花纹，其母题有龙蛇纹、鸟纹和云雷纹等。这些陶器的制作工艺之精湛与造型之优美，在同时代或稍晚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只有山东龙山文化可以媲美。

　　良渚文化的玉器特别发达。仅良渚遗址群中的反山墓地就出土了1100余件组。如果按单件计算则多达3200余件。其中有用作仪仗的斧钺，有用于宗教法事的琮、璧等，有用于装饰的璜、珠、项饰、佩饰、手镯等，有餐具匕、勺等，有纺织具、纺轮等，有穿着上用的带钩、纽扣和穿缀于衣服上的各种动物形饰品如鸟、龟、鱼、蛙、蝉等。有在漆木器上镶嵌用的各种形状的玉块、玉片和玉珠，还有许多不知用途也难以正确命名的玉器，如三叉形器、锥形器、柱形器、圆形和三角形牌饰以及各种形状的端饰等等，种类繁多。其加工更是十分精细。现代加工玉器的基本方法，如线割、锯切、管钻和抛光等，当时均已采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某些高档玉器上还应用了先进的砣具。管钻的直径小的只有1—2毫米，大的可达4—5厘米，长度可达20厘米以上，而且两头对钻，如果没有稳固的钻架是无法操作的。许多玉器上都有美丽的花纹。例如在一件号称琮王的玉琮上就雕刻了8个神人兽面纹，一件柱形器上更雕刻了12个神人兽面纹，只不过其中的6个稍有简化。有的钺、三叉形器、璜和半圆形牌饰上也雕刻有相同的图形。神人头戴羽冠，身披皮甲，并带一兽面护胸，显得十分威严神圣。整个画面只有3厘米高，却刻得非常细致复杂。有时在1毫米宽度内就有四五道刻纹，看过的人无不叹为观止。人们注意到这种图形仅仅出现在良渚文化中心最高等级墓葬中的高档玉器上，而次一等级的贵族墓中则以各种不同的简化形式出现，其覆盖面遍及整个良渚文化的主要分布区，成为联系整个文化的精神支柱。

　　良渚文化的漆器也有很高水平。从某些大墓中发现的漆盘、漆壶和漆杯来看，都是黑地朱绘，并且镶嵌了许多玉饰，显得十分珍贵。

　　良渚文化的木工和建筑水平也是很高的，它继承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传统而又有新的发展。斧、锛、凿等木工工具比以前制作得更加精良。房屋的梁柱多加工成大型方木，例如在莫角山旁的马金口便发现有40厘米见方、长数米的木构件，在庙前发现的两座大型房基，其柱洞也都是方形的。用大型方木而不用圆木，可见其房屋建筑比较讲究。许多地方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水井，其中有不少木构井圈。有的是用木板拼成圆筒形，有的是拼成井字形，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木工的水平。至于生活用具中的木器，因保存不好只有零星发现，有椭圆形鱼盘和簋等。

　　历来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是否属实无从稽考。现在知道，至少在浪渚文化时期便已经有丝织物了。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就发现有丝带和绢片。后者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各达47根，已经是很细的丝织物了。须知钱山漾并不是一个很高规格的遗址，只不过因为保存条件好而发现了一大批有机物，其中包括丝织品。可以设想在最高等级的墓葬中，如果保存条件好的话，会发现多么精彩的丝绸织物啊！

　　江浙地区的稻作农业历来是比较发达的。良渚文化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中国最早实现了犁耕。许多遗址都已发现了石犁，还有破土器、“耘田器”、石镰和石刀等成套的农具。对于石犁是不是真的可以作犁来使用，或者说是不是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犁耕农业，人们是有过怀疑的。因为文献记载商周期时期还是用耒耜而没有犁。有人根据甲骨文说有“犁”字，但是没有实物的证据。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名耕，有人据此推测春秋时期有了牛耕，牛耕当然是用犁的。北方发现最早的犁是战国时期的铁犁，准确些说是铁犁头即铧，所以战国已经有犁耕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前些年在江西新赣大洋州发现了两件商代的青铜犁，看来南方的水田确实可以比北方更早用犁耕。良渚文化的石犁既然很像后来的犁铧，当然也可能真是作犁来用的。过去牟永抗和宋兆麟曾经对石犁的用法进行过复原的尝试，最近在平湖庄桥坟发现了安装在木质犁底上的石犁，将有助于这种农具的科学复原。犁耕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的质量，因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所以在农业发展史上，总是把犁耕农业的出现看成是高于锄耕农业的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良渚文化首先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给社会提供了较多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才能使手工业获得全面的发展，诸如玉器、漆器、丝绸乃至陶器的制造等方面，都超出了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这就使得良渚文化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比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更为彻底。由于大部分手工业的高级产品几乎都为贵族所掌握，使得良渚文化的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甚至分裂，这正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必要前提。

　　良渚文化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不过近年来从过去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分离出了一个所谓广富林遗存，其年代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因此良渚文化结束的年代应适当提前，也许在公元前2500年比较合适。

　　良渚文化的早期是继承马家浜文化的嵩泽期（也有称嵩泽文化的）而发展起来的，因而还保留某些嵩泽期的特点，同时又有显著的质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贵族坟山和高规格祭坛的出现。例如上海福泉山、江苏的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常州罗墩等都是在良渚文化早期堆筑起来的人工坟山。有的是在人工土台子上建房埋墓，例如浙江的桐乡普安桥便是这种情况。这些坟山上埋葬的多是较大的有玉器随葬的墓，也就是贵族的墓葬。当然也有一些较小的墓，但比起平地掩埋的墓葬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这是社会分化在埋葬制度上的反映。

　　早期的祭坛有良渚遗址群中的瑶山和汇观山。因为瑶山上有几座早期的墓葬（墓1、墓4和墓5等）打破了祭坛，祭坛的起建年代当不晚于早期墓葬。汇观山出过早期玉器，也有可能是早期起建的。还有卢村的高台则可能是在早期人工建筑的祭坛。前两个祭坛都建在小山顶上，顶面分别用不同土色筑成回字形的图案，四边斜坡修成几级台阶并用石头护坡。到良渚文化中期这两个祭坛都成为贵族的墓地，可见当时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完全是由贵族把持的。

　　值得注意的是嵩泽期主要分布于太湖的东部和北部，东南只到嘉兴地区，杭州地区极为少见，良渚遗址群所在的良渚——瓶窑一带基本不见。可是一到良渚文化早期，这里便建立起高规格的祭坛，也出现了一些等级较低的聚落如庙前和吴家埠等遗址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居民显然是从外地迁来的。这好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它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个拥有很大支配权的权力中心。这一行动应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因为这里是浙西山地与浙东平原的交接地带，两边的资源都可以很方便地加以利用。从地形上看，这里被西天目山两支余脉南北夹持，形成一个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约34平方公里的小盆地，东苕溪从中间穿过，既便于防守，又利于交通，是建立政治中心的理想的处所。这种情况到良渚文化中期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

　　进入良渚文化中期，良渚—瓶窑一带形成了一个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巨大的遗址群和以荀山为中心的规格稍小、规格也较低的遗址亚群，我们统称为良渚遗址群。至今在这里发现的遗址已多达120多处，其中许多地点因限于初步调查而无法准确分期，但从已发现的一些情况来看，似乎主要是属于良渚文化中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