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龙泉窑青釉刻划花墨书八思巴文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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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底

      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过程中，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发现一件珍贵文物——元代龙泉窑青釉刻划花墨书八思巴文瓷碗。该瓷碗2003年出土于济南市县西巷遗址，该遗址曾发现包括佛教窖藏、宋代地宫、明代房基等在内的重要文化遗迹，取得了重要考古成果，引起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

      瓷碗口径19.9厘米，底径6.5厘米，高7.8厘米。侈口，深曲腹，圈足。胎灰白，胎质细腻，胎骨坚硬。器壁内外施青釉，呈梅子青色，器底及圈足内无釉，露胎处呈朱红色。外壁口部以下有五周细弦纹，弦纹之上均匀分布八组刻划花纹，每组由三道斜线组成，腹部两周细弦纹。内壁口部及内心各有一周弦纹，弦纹之间有四组刻划花纹，内底正中划刻有单枝牡丹纹。圈足内中心有墨书，左右排列，排列整齐，书写规范。初看似是花押一类符号，但是经过仔细对比之后，我们确认其为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元代至元年间，八思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并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文”。该文字属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母，其书写方向为从上到下，从左至右。当时官方虽然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以扩大其使用范围，但是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拼写一切语言”，但民间还是以用汉字为主。由于这些原因，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1368年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遂逐渐被废弃。

      此墨书八思巴文发现之后，引起普查员们极大的兴趣，我们积极查阅资料，确认左侧的八思巴文翻译为汉字“宋”，惜右侧八思巴文目前未能释读，我们推测可能是徽记、花押或者年号。而根据已经释读的“宋”字，结合八思巴文从左至右的书写方向，我们推测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可能是宋姓的瓷碗生产者所做的标记，有商标的功能；其次可能是宋姓的瓷碗使用者所做的标记，至于是使用者专门定制而在生产地书写还是在使用地购买之后书写，我们已经无从而知了。

      该瓷碗的发现，充实了济南县西巷遗址的文化内涵，推进了遗址的进一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济南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中，圈足内有墨书文字的并不少见，但这些墨书均为汉字，如“刘”“王”“梁”等，八思巴文是第一次发现。而且该瓷碗的造型、胎、釉、圈足等特征均符合元代浙江龙泉窑烧制瓷碗的特征，可以说，此器是元代龙泉窑的标准器，对于确定同类型瓷器的年代及窑口有重要的标尺意义。同时，该器对于研究元代的经济、贸易、匠藉制度、民族关系、民俗等方面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