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考古的源流

      我在复旦开《公众考古学》的课,和做其他公众考古实践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多了个“学”字,这就有了课程建设,特别是研究公众考古旨趣。其中,也就免不了要梳理教学内容的源流,向学生介绍一些公众考古史以及公众考古学史,诸如中国是何时有公众考古的?中国公众考古的历程怎样?亦即哪些是“源”?哪些是“流”等来龙去脉的问题。

      我跟学生们讲,中国的公众考古不像现在一些人说的那样,是近年从外国传过来后才有了这码事的。这是他们不去用功了解中国考古史乃至无视中国公众考古史实的表现,为避免以讹传讹,应予澄清和纠偏,还中国公众考古以历史本来面目。

      我向同学们介绍中国公众考古的起源,常常会讲到1930年前后,一些文化学者或考古学者们所有意从事的公众考古做法,其标志性的事件依时间先后,大概有这样几桩:

      其一,1928年,郑振铎撰写了普及西方考古发现的著作《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29年郭沫若出版了《美术考古学发展史》(后更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这两本书皆以非考古学从业者为写作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向社会公众开蒙和普及考古学的作用。

      其二,1930年殷墟发掘过程中,傅斯年作《本所发掘殷墟之经过》、李济作《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和董作宾作《甲骨文研究之扩大》等三篇文章,皆非以考古发掘报告的正文,而是以附录的形式刊发于《安阳发掘报告》中。这表明史语所考古组的考古先驱们,以讲述安阳考古的发现、过程、目的、价值及存在的问题为主旨,已经着意将考古学术发现与考古社会传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结合,开启了中国考古社会化、公众化道路的先声。

      其三:1931年组建广州黄花考古学院的胡肇椿,于1932年作《考古学研究热潮中现在考古者应取之态度与方法》一位,提出了宣传考古学并举办考古展览会、出版、演讲的通盘计划。另外,北京考古学社的郑诗许1936年作《考古学与乡村政治》一文,提出了“务使考古学普遍化”的主张,强调了文物普查与倡导保护文物意识的必要性。他还于此前的1934年提出了《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划》,只可惜后来未能取得实际进展。

      其他方面,还有国民政府于1930年刊布的《古物保存法》,明确了国家在“保护有关历史文化艺术之古迹古物”上的责任。1934年发生的公众考古相关活动更为集中,如全国上下就戴季陶反对考古挖墓展开了考古大论战、陕西考古会展出斗鸡台考古发掘品引发空前社会反响、裴文中发表《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李济也在社会报刊上刊发《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一文等等。

      以上种种,可见公众考古以程度不同地见于一些考古活动中,甚至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因此,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中期,堪谓中国公众考古的起源期。

      1950年,是中国公众考古史上的关键年和标志年。具体来说,这一年苏秉琦发表了《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提出了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著名观点。此后他又连续发文,不断阐述了考古学的群众性、社会性、现实性等取向。这是中国公众考古由相对自发的起源阶段,逐渐进入到比较自觉的形成时期的时代标志。对此,俞伟超和张忠培曾总结道:向社会说明考古学的性质与任务,是考古学的一个义务,也是考古界进行学科自身建设应不断明确的问题。

      与苏秉琦同时的一些著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等,也创作了大量的考古科普著作。其中贾兰坡和裴文中所作论著数量最多,堪称翘楚,他们分别出版了《中国猿人》、《山顶洞人》、《中国石器时代的文物》等等。其他值得一提的还有1950年前后,上海怡兴印务局出版了朱彤所著《大众考古学》一书。虽然该书主要是介绍古代陶瓷器知识的文物考古科普著作,但作者颇具创新地将“大众”与“考古学”联名,却是中国有了公众考古以来的第一次。

      在1950年代,很多单位和个人还做了大量将文物考古发现成果,通过图录以及陈列展览的方式,更直观地向社会公众做宣传和普及的工作。如1954年郑振铎著文《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工作》,并为《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作序。1958年半坡博物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集中展陈了包括考古发现在内的全国文物考古精品,带动了全国文物考古成果的社会化和大众化工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明定陵发掘的考古记录片。

      在田野考古一线工作和学习的职业考古者的大学师生,也大多会在考古发掘工地上举办出土文物展览,向当地群众宣传考古工作的作用和意义,普及考古知识等。如1955年底,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班同学在半坡遗址考古现场举办了小型的发掘成果展览,累计参观达十万多人次。

      总之,中国公众考古自1930年代前后出现,到1950年代的30年左右的时间里,起码有两个方面可以总结:一是起步很早,历程较长,源流清晰,谱系相续,具有原发性和持续性等特点。二是传播方式类别多样,图书报刊、图录挂图、考古教育、参观活动,陈列展览、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乃至影片摄影等如今公众考古的基本范式,已经多有实践,充分开展,形成规模,渐成气象。

      以上可见,中国的公众考古是土生土长的“国货”,不是外来进口的“洋货”。如果非说有“洋货”的话,那这些“洋货”也不过是近年传到中国来的“支流”,已经或正在并入中国已有的“主流”。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的公众考古由来已久,自称谱系,一直有着自己的源头和流干之故。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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