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爵用平议之滤酒论

  关于青铜爵的滤酒一说,是台湾学者傅晔先生于1992年在《金爵新论》[1]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商周时期的青铜爵,就是唯一的以滤酒为主要功能的酒器”。以铜爵滤酒的具体方法是:先将装满酒醪的滤酒袋的套环套在柱颈上,如此,滤袋则已平置于流床。然后以“左手紧握爵腹,以右手掌压榨滤袋,滤出的酒浆随之由流床顺流进入爵腹。袋中醴醪滤出大半酒浆之后,滤袋已低于流身两边的口沿,手掌已无法压下去时,改用拇指、食指或中指压袋,压至酒浆出尽为止。”傅先生认为用这种方法压榨出的酒浆刚够爵腹的容量,爵腹大小与流床大小成正比。

  傅先生此说确实是对青铜爵用的一种全新阐释,并以实践加以论证。但仔细推敲,笔者难免会有以下疑问:

  1、若推断流床内盛酒量与爵腹容量是1:1的比例关系,而要从酒醪中压出酒浆,则滤袋中物除去压榨出的酒浆的体积,还有酒醪残留物的体积。如此看来,在压榨之前,滤袋置于流床上时,必然是高于流床大半的。如果以手掌压榨滤袋,可能会造成酒浆从流床两侧口沿漫溢,而漫溢之后能流入爵腹中的酒便未必刚好够装满爵腹了,已有学者对此做了论证[2]。

  2、傅先生并没有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爵进行讨论。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上层文化期的铜爵,多为器壁轻薄者,器壁多为1毫米,如偃师二里头M11:1爵和M9:2爵(图1,图2)等。这些铜爵的流与爵体连接处尚不十分坚固,有时还有断裂现象,说明此处尚需加固(来源:中国文物网)。且这一时期有的铜爵流床又很长,从力学角度讲,若以掌压,狭长的流便会加大动力的力臂,很难保证流与爵体不发生弯曲变形甚至断裂。即便试验用爵能承受如此压力,然以一爵推及全部却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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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辽宁抚顺市出土的铜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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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二里头遗址四区出土爵

  此外,爵的三足无疑加高了爵体的重心,用手掌压流床上的滤袋时,爵必然会因受力不均衡而发生倾斜,这时就需要另一只手扶住爵身。也就是说,这样的用力方向与爵体的合理受力方向实不相符。倘若平衡的用力稍有破坏,便会引起爵身的晃动及爵腹内酒浆的振荡,这样也容易造成酒浆的溢溅。古人如需滤酒,完全可以制造出更为便捷、平稳的滤酒之器。在滤酒说下,爵鋬的作用似乎也退化了,成了可有可无的饰品,而这于鋬确实一直都存在这一事实做不出合理的解释。

  3、如若是二里头文化期的铜爵,或无柱(图3),或仅有泥钉状小矮柱(图4),或二里岗上层文化期的单柱爵(图5),则起不到傅氏所说的套置滤袋的作用。傅先生大概考虑到这方面的局限,所以在文章开头便限定了研究的范围是“有流、有尾、有腹、有柱、有鋬、有三足的青铜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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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二里头遗址八区T22③:6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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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二里头遗址六区M11:11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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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二里头遗址六区M11:11爵


  如此看来,一旦突破这个限制,傅先生的“滤酒之说”便很难成立。那么,假设无柱爵或单柱爵与双柱爵为不同的两类器物,为何无柱爵或单柱爵并没有像其他青铜器(如角)一样,各自成为专门的一类?事实上,单柱爵或无柱爵的总体结构与双柱爵相同,仅柱之数目有所出入,实则应归为同一类器,这已是学界的共识。既属同一类器,其功用理应是一致的,有如鼎之方圆,簋之有无耳垂,外形的某些差异并不导致其具体功用的不同。既然柱之数目的多寡不影响爵主体功能的发挥,傅先生将无柱之爵划分在研究讨论范围之外则是欠妥的。故本文认为“滤酒说”的成立,还是有待于讨论的。(文/知冬)

  [1] 傅晔:《金爵新论》,《文博》,1992年第4期。

  [2] 贾洪波:《爵用平议——兼与<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一文商榷》,《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3] 傅晔:《金爵新论》,《文博》,1992年第4期。

责任编辑: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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