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南北朝复仇现象看“礼”对“法”的影响

　　内容提要：复仇是中国古代社会经常出现的现象，秦汉时期，有关禁止复仇的法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复仇现象始终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魏晋南北朝明令禁止复仇，所见文献记载的复仇事件也大大少于秦汉时期。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礼制的变化及礼对法的影响密切相关。礼法结合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讲究法“理”，重视生命，法贵得中，宽法倡德，越来越充满了“礼”的精神。在这种结合中，礼对法产生的影响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的一面。在礼的影响下，冷峻严酷的法具有了尊重生命的人性，刚硬的律条注入情和理的灵魂，杀罚止恶的同时又兼道德提倡，从而提高了服务国家政治的效率。

　　关 键 词：复仇 礼法结合 道德 法律

　　作者简介：梁满仓，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复仇是中国古代社会经常出现的现象，唯其如此，才吸引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先秦至秦汉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较少；从法律角度研究者多②，从礼对法的影响角度关注者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复仇与秦汉时期有何不同？为什么会造成这些不同？在这些不同中，“礼”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秦汉时期复仇法令的逐步建立

　　秦汉时期，有关禁止复仇的法令，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文献记载看，秦朝看不到有关禁止复仇的法令。秦统一前，利用奖励军功和严刑厉法使国内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1](P2231)。“私斗”当然包括私下复仇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禁止私斗不是禁止复仇的专门法令。秦统一以后，法律的重点放在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上，重点惩罚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和尊严、妖言诽谤、叛乱、以古非今、挟书、妄言、非所宜言等行为。[2](P99-100)刘邦的父亲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3](P3)。项梁“尝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徭役及丧，梁常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以知其能”[3](P1796)。栾布为主人报仇，被举为都尉。[3](P1980)杀了人逃避的不是法律而是仇家，可见仇家复仇对杀人者是最大的威胁，复仇杀人没有法律约束。

　　杀人者一走了之，跑到另一个地方，或有官府庇护，或发展个人势力自保，亦见秦末杀人偿命之法形同虚设。

　　对于复仇现象，西汉基本没有专门的法律约束。汉宣帝元康四年诏书说：“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3](P3673)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3](P3673)这些法令不过是刘邦入关时“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约法三章的延续，当然包括仇杀，但并非是禁止复仇的专门法令。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逃入长安。[3](P2214)元朔中，睢阳人犴反，人辱其父，而与睢阳太守客俱出同车。犴反杀其仇车上，亡去。[3](P2214)朱博为郡守九卿，宾客满门，欲仕宦者荐举之，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3](P3407)这几个报仇杀人者，或逃亡后安然无恙，或怂恿鼓励报仇杀人，可见当时没有禁止报仇的法令。

　　当然，也有因报仇杀人而被治罪的例子，但分析起来，其所犯之罪并非报仇杀人。例如淮南王刘长刺杀辟阳侯审食其一案。刘长的生母是赵王张敖的美人，刘邦过赵国的时候，张敖献美人给刘邦，结果怀上刘长。后来赵相贯高谋反之事被告发，刘长的母亲受到牵连，而辟阳侯审食其有能力却不肯尽力相救，结果刘长的母亲自杀。为此，刘长对审食其怀有刻骨仇恨。孝文帝时，刘长依仗自己是皇帝至亲，将审食其刺杀，然后到文帝处请罪。值得玩味的是其解释为什么杀审食其之词：

　　臣母不当坐赵时事，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不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不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不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伏阙下请罪。[3](P2136)

　　为天下诛贼、为母亲报仇这两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说明，为母报仇并非犯罪，当时并无禁止血亲报仇之法。刘长所犯之罪，应当是擅自杀害朝廷官员之罪。这个推断可以用薛宣之案作为旁证。

　　宰相薛宣的继母去世，薛宣不服三年之丧，并因此事与坚持服三年之丧的弟弟不和。博士给事中申咸弹劾薛宣，不宜复列封侯。薛宣的儿子薛况便雇用刺客杨明在宫门外砍伤申咸。在给薛况定罪的时候有两种意见。御史中丞认为：薛况知道申咸为给事中，又恐怕他任司隶校尉而举奏薛宣，公然令杨明等在宫阙要地拦截朝廷大臣，绝非一般的凡民愤怒争斗。薛况为本案首恶，杨明亲手加害，都应当弃市。而廷尉认为：《春秋》之义，原心定罪。薛况本意是因为见到父亲被别人诽谤而生愤怒，并没有其他大恶。如果判死罪，有违明诏，恐非法意。通过这两种意见可知，伤害朝廷大臣要判重罪，而薛况减罪一等，说明为父亲报仇而伤人杀人所受责罚要轻得多。[3](P3394-3396)

　　由于国家对社会上的复仇现象没有有效的法律约束，所以，解决仇杀往往靠民间的、个人的力量。《汉书·游侠·郭解传》载：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谓仇家：“吾闻洛阳诸公在间，多不听。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从它县夺人邑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乃听。”乡邑中贤豪十数次都没有调停的仇恨，最终还是通过民间侠客的影响化解。当然，化解调停只是少数解决仇恨的办法，大多数还要靠报仇杀戮。所以，西汉时期的复仇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汉哀帝时，谏大夫鲍宣指出，民有“七亡”和“七死”，“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而“怨仇相残”便是“七死”之一。[3](P3089)

　　复仇无法律约束状态到西汉末期才有所改观。汉哀帝时，谷口县令原涉季父被茂陵秦氏所杀，原涉居谷口半岁所，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豪杰为杀秦氏，亡命岁余，逢赦出。[3](P3715)原涉复仇后逃亡，逢朝廷赦令才敢出来，可见逃避的不是仇家，而是朝廷的法律。光武帝时，桓谭上书说：“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4](P958)从“宜申明旧令”之语，可见西汉末年已有禁止民间复仇的法令。东汉时期，许多复仇杀人者不再逍遥法外。郅恽为友人报杀父之仇，杀死仇人之后，到县衙投案自首。[4](P1027)堂邑县民防广为父报仇，杀死仇人后被关进监狱。[4](P1407)缑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被县吏抓捕到县衙。[4](P1751)贾淑为舅宋瑗报仇于县中，为吏所捕，系狱当死。[4](P2230)这些报仇杀人者要负法律责任，可见当时已有禁止复仇的法令。然而章帝继明帝之后又实行《轻侮法》，即父亲受人侮辱，其子若杀侮辱者报仇，可以得到宽宥。到后来，为父报仇而得到宽宥的理由多至四五百种，使仇杀之事“弥复增甚”[4](P1503)，复仇现象仍未得到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