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毓周：关于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的几个问题

      应当指出，上述考古分期中的历史年代是承袭甲骨文分期与断代研究的框架建立的，其中以商代后期各个商王在位为界限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表述方式，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商王更换后考古学文化就会马上变化，无论是遗址还是墓葬中遗物的文化面貌的变化都不可能与商王更替同步。所谓分期也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提出的一种理论框架，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硬性的教条。殷墟文化中诸多文化因素的变化也不是同步的，例如陶器和青铜器的变化就并非同步(31)。

      三、几点讨论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目前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大司空村分期的基础之上的。这一体系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甲骨文分期意见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毫无疑问，这一四期分法的分期体系在殷墟发掘和殷墟文化的研究中得到长期实践和理论分析的验证，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田野工作和研究的进展，一些新的问题开始出现。首先是现有的以大司空村四期分法为基础的殷墟文化的四期分法已经囊括不了考古实践中新发现的考古资料。

      1980年，殷墟三家庄东发掘时，发现所发掘的8座墓葬中，M3和M4的随葬器物类型及其组合都是过去大司空一期所罕见的(32)。为了弥补原来殷墟文化四期分期体系的不足，对于这种明显早于大司空村一期的文化暂时归入殷墟文化一期的范畴，只是另外列出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作为一种变通性措施(33)。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小屯东北地又发掘到与三家庄墓葬大体同时的灰坑（87AXTH1）(34)，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有了更多的认识，证明把这一时期另行列为殷墟文化一期是适当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类似于三家庄M3、M4的文化遗存就曾发现过，例如在殷墟发掘中发现的墓葬M232、M333、M388等(35)，其中出土的器物与三家庄基本一致，目前学者对于这一阶段的年代还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把这一阶段划分在“早商文化晚期”即二里岗文化上层，与河北藁城早商遗址和济南大辛庄商代早期层同时(36)。有的学者则强调，这一阶段的文化虽然早于大司空村一期类型，但从出土青铜器的器物形态、文字和陶器分析角度看，与郑州二里岗文化差别较大，仍然与殷墟出土的较晚遗存风格接近，应是殷墟文化早期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能并入盘庚迁殷以前。并且指出，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到这一阶段，中间尚有缺环，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应当属于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文化，其绝对年代应相当盘庚迁殷至小辛、小乙时代(37)。这一看法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

      但是，最近洹河北岸洹北商城的发掘又带来新的问题(38)。洹北花园庄遗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考古工作者对洹河流域的调查中被发现了(39)。20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三家庄东的墓葬时，曾发现殷墟一期灰坑直接打破相当于三家庄阶段的墓葬。根据层位关系可以断定，三家庄阶段应当早于殷墟一期，并且从两者器类和器形存在较多的相似性来看，两者之间前后相接，并无明显缺环。因而断定殷墟文化一期早段是由三家庄期直接发展而来，应当说是没有疑问的。1997年，洹北花园庄遗址发掘后，考古工作者发现在洹北花园庄与三家庄阶段相当的文化遗存中有早、晚之分，由于当时发掘面积尚小，出土完整的陶器较少，未作详细分期(40)。1998和1999年秋，为配合殷墟发掘70周年讨论会和“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工作者在洹北花园庄东地进一步发掘，不仅发现花园庄遗址及其周围京广铁路两侧是一座比小屯附近建筑基址时代更早的城址“洹北商城”，而且获得一组重要的地层关系和一批较三家庄阶段更为丰富的实物资料(41)。目前考古学者普遍把原来的三家庄阶段改称花园庄期。有学者开始根据花园庄的最新发掘资料提供的文化层叠压打破关系和陶器分析，提出应把花园庄期从殷墟文化一期中分离出来，并把花园庄期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分别称为花园庄期第一阶段和花园庄期第二阶段，指出花园庄期第一阶段接近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而略晚，花园庄期第二阶段略早于大司空村一期，时间上与大司空村一期相衔接(42)。花园庄期的第一阶段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与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相比则有较晚的特点，尤其是在器物群组合方面，与二里岗上层二期有较大的区别，因此，花园庄期的第一阶段不仅晚于二里岗上层二期，而且二者之间仍有缺环(43)。也就是说，花园庄期是大司空村一期紧接其后的独立一期，可以分为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二里岗上层二期尚有一定缺环。一般认为大司空村一期的年代相当于武丁早期，这已由花园庄东地H3出土的甲骨卜辞和共存陶器所证实(44)。花园庄期的年代目前也多倾向于为盘庚迁殷以后至小辛、小乙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学者普遍认为盘庚迁殷后在位14年，小辛、小乙两位商王在位不会超过46年(45)，从盘庚迁殷到小辛、小乙总共50到60年间，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应当说是合适的，问题是这种分法如何与历史年代相照应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最近，对于花园庄期第二阶段的时代，有学者认为是从盘庚迁殷到小辛、小乙时期，并提出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花园庄期第一阶段则应早于盘庚。至于能早到何时，具体跨度能涵盖多少个王世，还有待新资料对其作进一步探讨(46)。

      与此同时，还有学者提出，花园庄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均属中商文化，分别是商文化分期体系中的二期和三期(47)。所谓中商文化就是商代中期文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考古学界曾将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当时所谓中商文化是指殷墟期文化之前的二里岗期文化，其历史年代按照当时“汤居毫应属于商代早期，盘庚迁殷应属商代晚期，而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和祖乙迁耿，都应该是属于商代中期”的说法(48) 应当是仲丁迁隞以后到盘庚迁殷以前。20世纪70年代末，邹衡在探索夏文化中将原来的商代早期文化看作是夏文化，原来的商代中期文化二里岗文化就成为新的商代早期文化(49)，在这个新的分期体系中，中商的概念消失了，只有早商和晚商两个阶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古学界已经习惯于将商文化看作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晚商文化两大阶段(50)。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间开始提出中商文化的概念(51)，此后，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岗晚期与殷墟早期之间应有一个独立的阶段，认为商代文化用三个阶段的分期法更为合适(52)。有学者并以郑州小双桥遗址为线索，提出中商文化应始于仲丁迁隞，终于武丁之前的小乙，可以分为以白家庄上层和小双桥为代表的中商早期；以藁城台西M14为代表的中商中期；以“殷墟文化第一期”为代表的中商晚期(53)。至90年代末，“中商文化”的概念及其分为上述三期的意见已在考古学界流行(54)，有的学者还依此为据建立起商代考古文化序列，并对中商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55)。但是，推究起来，把殷墟一期偏早阶段文化遗存从殷墟文化中分离出去纳入“中商文化”三期的看法仍有不妥之处。依照目前考古学界的普遍看法，洹北花园庄一带的洹北商城仍然是在殷墟的范围之内，其文化遗存无疑应属殷墟文化的范围，殷墟文化自应以盘庚迁殷为其起点。如果将花园庄期的殷墟文化纳入到中商文化，殷墟文化就只能从现在大家公认的殷墟文化晚段开始，也就是从武丁早期开始，从而把武丁之前的盘庚至小乙三王从殷墟的文化遗存中分离出去，这从情理上是不太合适的。对于洹北商城的时代性质，目前学术界有盘庚迁殷时所建的殷都(56) 和河亶甲居相之相(57) 等不同意见，甚至还有既不排除盘庚迁殷的可能，也不能忽视“河亶甲居相”的可能性，可能是“先后相继”地发生过的意见(58)。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商王河亶甲与盘庚之间相隔四代七王，河亶甲迁相后，下一代商王祖乙随即迁于邢，然后历经祖辛、沃甲、祖丁，至南庚又迁于奄直至阳甲，到了盘庚时才从奄迁至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要想证明洹北商城既曾经是河亶甲所都之相又曾是盘庚所迁之殷，需要在考古学上确认在洹北商城既存在属于中商前期即白家庄期或接近白家庄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亦存在属于“殷墟一期早段”或接近殷墟大司空村一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而且要证明这些白家庄期或接近白家庄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在被废弃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后，才有新建的“殷墟一期早段”或接近殷墟大司空村一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因为从河亶甲到盘庚中间有四代七个王的都城并不在安阳，也就是说，这需要在洹北商城的发掘中看到有“兴建——废弃相当长时期——再兴建”这样的迹象(59)。根据目前的发掘资料，要想确立洹北商城是河亶甲所居之相尚有一定困难。即使能把洹北商城的年代提早到河亶甲时期，其所居留的时间也是极短的。如果考虑到上述花园庄期的第一阶段不仅晚于二里岗上层二期，而且二者之间仍有缺环的情况(60)，要排除它是盘庚迁殷以后居于洹北商城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显然是困难的。既然殷墟的得名是始于盘庚迁殷，洹北商城又在殷墟的范围之中，就没有理由把花园庄期的文化遗存从殷墟文化分离出去而另外列为中商文化三期。

      在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中，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除了参考甲骨文分期框架之外，还应考虑到殷墟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青铜器的分期问题(61)。由于青铜器的自身发展变化和陶器发展变化并不同步，而且陶器的出土数量也比青铜器要多得多，因此，考古工作者除了充分考虑文化层的叠压打破关系外，总是把陶器分析作为殷墟文化分期的主要依据，这是无可回避的。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对青铜器单独进行分期研究而得出了相对独立的分期体系(62)。但在最近，已有学者根据青铜器礼器自身的发展规律，将青铜器划分出接近于依照陶器分析作出的分期体系(63)。应当说这是十分可喜的。其分期意见约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