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铜爵爵柱功用的推测和探讨

      二里头文化三期时铜爵的爵柱尚未出现，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时，铜爵的爵口上逐渐出现了泥钉状的小柱，柱上没有柱帽。从铜爵脱胎于陶爵的角度看，此时铜爵的爵柱应该同样是起到加固的功用。它的出现是因为铜爵照搬了陶爵此时的形制，相应地也就借鉴了陶爵爵口上小泥柱的作用。陶器的质地相比于铜器更为脆弱，尤其陶爵的流口之间的衔接处极容易断裂，因此工匠在制作陶爵时有意在流口之间多施一部分陶土，用于加厚和加固，当多施的陶土厚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形成类似于小柱的形制，这也是此时的铜爵虽有柱却无柱帽的原因。

      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铜爵相比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时的铜爵，流变得更为狭长，而此时铜爵的器壁仅为1毫米，实需在流口处进行加固以防断裂。因此，在爵柱刚刚出现之时，其功用主要是加固流与爵体之间的连接。当然这种功能随着青铜爵器壁的加厚，爵柱的后移而出现了不断淡化的趋势。

      从形制上看，商代早期的铜爵仍有浓厚的原始性，束腰鼓腹，器体仍较轻薄，爵柱仍较矮小，呈钉头状。可见此时的爵柱开始有了萌芽时期的柱帽。到了商中期，铜爵的器壁增厚，器形变得规整，除钉状柱外，还有大量的菌状柱和少量的伞状柱，部分柱帽上还出现了涡纹。

      加厚的器壁，相应地提高了流与爵体之间的承托能力，这使得最初爵柱的加固功能不断退化，而逐渐转变为装饰的作用，这也是到了商后期爵柱向爵口处后移的原因。正因为它的装饰作用，才有了不同形式的柱茎（或方或圆）、不同形式的柱帽（或菌形或伞形），甚至柱的数量都可以为两个、一个，甚至没有。

      而随着爵柱的不断发展、成熟，其装饰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时，爵柱的地位便得到了提升，即具备了某种程度的象征意义，而此时正处于商代早期。《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本身就有强烈的神鬼观念，统治者事无巨细，都要占卜问神。因此商人的精神世界中，对鸟图腾的崇拜的程度可见一斑。故本文认为青铜爵的柱在这个历史阶段受商鸟图腾崇拜影响，是具有象征“鸟冠”的作用的。在甲骨文中，“爵”字有以下几种写法（图1），无一例外地都着重表现了爵柱的形象。且无论单柱爵还是双柱爵，在甲骨文中都只表现为单柱的形式，这并非是造字上的巧合，而是因为单柱的形象更为与鸟冠接近。单柱爵亦是从商代早期到晚期都有发现，虽然较少，但仍有一定的数量，说明它可能在强调“鸟冠”的单一特性。

图1“爵”字的几种甲骨文写法

      关于爵柱象征“鸟冠”的作用，也要从爵的出现、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前已提到“爵象雀形”并非到商代才开始出现，而是在这一阶段为了迎合其鸟图腾崇拜的理念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其实原始陶爵就已经在器形上有了“象鸟”的意义。铜爵脱胎于陶爵，经历了陶鬶——平流原始陶爵——管流原始陶爵——管流爵——早期槽流爵的演变[1]。在原始陶爵发展成为管流的时候，人们为了强调其“象鸟”的属性，加装了一个“鸡冠形装饰”，青铜爵早期的“管流爵”沿袭了这个意念，在管流之上设置了“扉棱”，用以象征鸟冠。随着对青铜爵数量要求的日益增多（来源：中国文物网），而这种带有“扉棱状鸟冠形装饰”的管流爵铸造起来又比较麻烦，所以“槽流爵”应运而生，并最终取代了管流爵。如此一来，原来装饰在管流流面正上方的“扉棱状鸟冠形装饰”对于流面开敞下凹的槽流爵不再适用，而此时爵流两侧的柱也已发展起来，相应地承担了象征“鸟冠”的作用。并且工匠尝试着利用叉立于爵口的单柱来表现“鸟冠”的单一性，可能是考虑到实用性的限制，才没有最终成为铜爵的定制，这也是单柱爵较之双柱爵数量少的原因。

      爵柱上的涡纹也恰好说明了爵的图腾意义和爵柱的表征“鸟冠”的作用。涡纹，又称为火纹，冏纹。而“冏”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在金文中写作“”。可见涡纹是由“冏”字变形而来。这一点吕琪昌先生在《从青铜爵的来源探讨爵柱的功用》[2]一文中已有所论述。甲骨文中，“明”字写作“”、“”，又写作“”、“”，而小篆中“冏”字写作“”，可见“冏”即为“日”意。涡纹是在商代开始出现，这又契合了商人既“崇鸟”又“崇日”的图腾崇拜。前已提到铜爵是对“三足乌”形制的模仿，而爵柱象征着“鸟冠”，柱帽上的涡纹又代表着“日崇拜”，这两种图腾标志的结合，体现了东夷鸟崇拜部落与日崇拜部落的整合，又体现了“金乌负日”的理念。

      也许有人会质疑：如若说商代的图腾崇拜影响到了青铜文化，为何以鸟为图腾的商，青铜器上的主题纹饰为饕餮纹？而以鸟为主题的纹饰，如小鸟纹、大鸟纹、长尾鸟纹等在晚商中后期甚至西周才盛行起来？

      这个疑问从商周时期的“神——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便不难讲通了。商代盛行的是神本主义，统治者的统治理念是借用神明的神秘来巩固其森严的等级制度，因此青铜器上的纹饰以神秘、可怖的饕餮纹为主，以其来增强青铜器整体的神秘感和肃穆感，借此烘托出祭祀的神圣和神明的力量。到了西周时，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整个社会开始盛行人本主义，因此青铜器的整体风格也发生了改变，而晚商中后期和西周所流行的小鸟纹、大鸟纹等鸟纹的图腾意义已经世俗化，不再具有商代的那种神秘和狞厉的感觉。

       所以，本文认为铜爵口流处的双柱是“象雀之形”的爵的“鸟冠”之象征，担负着商人鸟图腾与日图腾崇拜的象征意义。（文/知冬）

      参考文献

      [1] 吕琪昌：《从青铜爵的来源探讨爵柱的功用》，《华夏考古》，2005年第3期，第85页。

      [2] 吕琪昌：《从青铜爵的来源探讨爵柱的功用》，《华夏考古》，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