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研究拓宽中国文学研究领域

10月19—20日，由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主办，济南大学文学院与济南大学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三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2012年年会”在济南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100余位学者围绕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重构研究、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研究等主题展开学术交流与探讨。

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姚小鸥认为，对出土文献进行认真的研究，有助于文学研究工作者学养的涵育、文学研究界学风的匡正，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前提。

以“二重证据法”实现出土文献学术价值

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使用怎样的研究方法以实现其学术价值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索科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初由王国维所开创的“出土实物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补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不仅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更是出土文献研究的指导理论。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济南大学副校长蔡先金教授表示，二重证据法的出现完全适应了资料来源的变化和时代发展对学术研究的新的要求，丰富了研究手段和方法，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对推动包括《诗经》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时至今日，“二重证据法”仍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昶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竹简、帛书资料的多次重大发现，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冲击波，学术界对以往历史文化研究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反思；前所未闻的历史新资料，刺激了文化史、学术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诸多“兴奋点”，也为“二重证据法”大显身手提供了契机。大批学者利用简帛资料，践行科学方法，或超越“疑古思潮”，考实辨真，重构古史；或考订校正传世的历史文献，拨疑正讹，复原古本，探求确诂；或检讨以往的甄别典籍真伪的工作，判定古文献的成书年代，重估它们的学术价值；或缀辑散佚简帛，释证文本，整合新帙；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就，均享誉学林。

出土文献研究呼吁重修中国文学史

学者们表示，在提供新材料、解决学术公案以及纠正传世文献谬误等方面，百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与研究将完善中国文学研究体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明春认为，近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量出土文献研究成果提出的要求。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简称《诗论》）是研究汉代《诗》学的重要文献。淮阴师范学院校长张强教授指出，作为楚国《诗》学的重要著作，《诗论》的面世为进一步了解先秦《诗》学面貌，了解楚国《诗》学的情况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人们重新认识汉代《诗学》补充了必要的环节。  

大量先秦简帛的出土丰富了上古文学中《诗》学的研究。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关于《诗经》与《离骚》是否有承传关系的各种议论迭出，却莫衷一是。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所长汤漳平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与比较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以《诗经》出于北方文化，而《离骚》源自南方文化为由将二者作为异族文化来理解是不恰当的。无论《史记》《国语》等传世文献的记载还是出土先秦简帛的发现都证明了作为《离骚》背后的楚文化与先秦大中原文化的文化同源性。

地域文化丰富文学作品意象

近年来，地域文化对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在一些文献研究中被广为关注。有学者认为，这些研究表明，独特的地域性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意象，增添了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涵。

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徐玉如认为，文学与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地理环境影响了文学，文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地理环境，尽管古时还没有“文学地理”这个名词，但这种互动共生的关系古人已经意识到，在诸如《尚书》《礼记》等上古文学中都有一定的论述。

服务地方高校学术研究的学者们对文献相关的地域文化研究常常十分关注，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兰翠对历史上曾长期生活在胶东的全真七子这一群体的诗词文献进行解读，兰翠认为，他们的诗词创作，真实反映了胶东的物情和人缘，发掘这些内容，可以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史上关于大海景观书写的不足，丰富了我国地域文学与文化中胶东山海的内涵。

蓬莱仙话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神话系统之一，对中国文学有着深远影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剑锋指出，蓬莱仙境在魏晋南北朝时基本定型，广泛影响了当时如诗、赋、骈文、小说、铭、赞等文学作品。蓬莱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特殊的表意功能和审美价值，引入蓬莱意象的成功作品往往气象恢弘，境界奇幻，想象力丰富，体现了与大海相联的蓬莱仙话的独特个性，带有齐文化特有的阔达之气。这些特点大都被后代受蓬莱仙话影响的文学作品所继承，为中国古代文学增添了奇异美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