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记者，作家，也是考古人(图)

钱汉东先生是位作家，现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读写》杂志社社长、主编和《文汇报》高级记者，徐苹芳兄认为“他是一位极富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化人”。我和钱汉东先生未曾谋面握手，但神交已久，最近他的新著《钱汉东考古文选》即将出版，来电邀我为之写序。

《钱汉东考古文选》收录42篇文章及附录4篇，总计46篇，图片340余幅，25万字左右。附录4篇是苹芳兄等四人的作品，他根据内容将自己写的42篇编为如下三部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越诸暨，流芳千秋；域外寻宝，意外收获。收集在这《文选》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已见诸报端，为世人熟知，其中有些文章，我曾读过，感觉视角与论述均较新鲜，激起过一些思绪，认为是能被内行人视为知己，外行人能读懂的作品。

归为田野考古工作者行列

如果将人的生命比喻为一个乐曲，又将人的职业比喻为乐器的话，那么人的生命这一乐曲往往是以一种职业奏响的，所谓专家是也，有些人却用两种甚或两种以上的乐器奏响他的生命。钱汉东先生的生命属于后者。钱汉东先生是记者，是作家，同时，他又是一位考古人。不少这样的考古人，常常坐在室内，或在书斋里啃些书本，不进田野，研究、研究，写点文章，其中多数的目的，还是充实他自己所从事的那个专业。我们以考古为职业的人，不视其为同行，称之为业余考古者，甚或考古爱好者，加以界别，划为另类。我说钱汉东先生“又是一位考古人”，却不是“这样的考古人”。他是一位将考古视为他从事的作家职业之外的另一职业。同时，在考古中，他既广泛涉足考古学，又有专攻，既研究已发表的资料及论著，又深入田野实地考察遗存。

钱汉东先生涉足的考古学领域相当广泛，上自万年仙人洞，下至清代，其中马家窑蛙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三星堆和“志丹苑”元代石闸，均进入了他的视线，他的专攻则是瓷业考古，且对其中的香炉独钟，发表了《日照香炉中华古瓷香炉文化记忆》这样的专著。同时，据他告我，他为了对瓷业考古作深入的研究，自费考察了宁夏、河南、内蒙古、江西、福建、浙江等22个省市自治区，长年累月，冒着严寒酷暑，风里来雨里去，出入荒山野岭，奔走在祖国大地，以身和心去触摸历史，感受文明，净化了心灵，开阔了心怀，著作出《寻访中华名窑》这样另类的考古调查报告。苹芳兄说：钱先生“走过的古代窑址，比我这个专业工作者都多，他这种执著追求高雅文化的精神，令人钦佩。”我虽不能列为研究瓷业考古的学人，但也有同感，且认为当将钱汉东先生归为田野考古工作者行列。

两度荣获中国冰心散文奖

我说《寻访中华名窑》是另类的考古调查报告，是指这部田野考察报告是用散文形式撰写出来的。钱汉东先生的《寻访中华名窑》，于2005年曾荣获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且于2008年又获中国冰心散文奖。2010年，他还以《日照香炉中华古瓷香炉文化记忆》，再获中国冰心散文奖。钱汉东先生写得一手好散文。他用散文形式写的包括这两部著作在内的考古学论著，不仅保持了论著的考古科学性，还增加了可读性，实现了我提倡的提高前提下的普及，贴近了公众，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钱汉东先生是治学于象牙塔，又是走出了象牙塔的考古学人。我希望我们专事考古学的考古学人，能出现更多的如钱汉东先生这样的考古学人。

钱汉东先生没有在考古学研究与写作上止步。他除了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唤起公众珍爱文物，走进文物保护之外，还以著文、写信和策划纪念著名的陶瓷考古先驱学者陈万里先生等方式，直接投入了文物保护工作。2003年，钱汉东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呼吁加强保护成都青羊宫窑址；去年他又写信给有关负责人，提议建造杨维桢元代文化遗址公园，以保护好元代书画大家杨维桢墓冢。他的这些呼吁，均产生了效果。至于他策划募捐在龙泉窑址为陈万里先生竖铜像、建纪念亭、撰书碑文和立碑表彰这位陶瓷考古先驱之举，也当视为他投入的一项文物保护工作。他的这些举措为文物保护作出了贡献，是我倡导的将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体制的一位为我推崇的实践者。

基于以上我表述的对钱汉东先生的这些认识，我乐意应他之邀，写成了这个序。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