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研究之战国金文

这里所谓南方列国，主要是指当时江淮流域或邻近江淮流域的诸国，包括蔡、许、徐，楚，吴，越等国。宋国比较靠北，但从其金文字形看，亦可归入于此介绍。这一区域的金文大致有三种形式：

其一，较为随意的字体，亦可称为手写体或俗体。特点是，字形长方或较瘦长，圆笔较多，稍显粗犷，笔画多拉长，末端弯曲。这种书体当是袭自于上述春秋早期陈伯元匜、楚赢匜铭文的风格。此种形式之铭文字的大小不统一，布局亦不甚规整，如以下诸器铭文：徐王义楚鍴、宋公栾簠、楚王子申盏。

其二，较工整的艺术型字体。其字形硕长，笔画细劲，竖笔挺直，撇捺多迂曲，并列笔画喜作平行婉蜒之态，带有很强的修饰性。如以下器铭：吴王孙无壬鼎，蔡公子义工簠、许子妆簠。楚王孙遗者钟铭文稍显草率，但亦大致可归属此种形式。

其三，特殊的图案化字体，即所谓鸟虫书，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类书体可细分为虫书，鸟书两种，但有时兼用于同一铭文中。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余多当属于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亦行于秦代。关于鸟虫书的发展变化情况，可参见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 年1期)与马承源《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辑)。

秦国金文

春秋中晚期之秦金文发现较少，仅就现有资料看，它与当时东方及南方诸国金文在字形结构与书体上均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1919年甘肃天水出土的春秋中期偏早之秦公簋铭文，即是本阶段秦金文的代表。将此铭与春秋早期秦公鎛铭文比较，可以看到，此时的秦金文较多地承继着春秋早期秦金文之特征，即依然有西周晚期金文的遗风。秦公鎛，秦公簋铭与石鼓文无沦在字形结构还是书体上均相近。对于石鼓文年代；学者间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其时间范围约在春秋中晚期之内。秦公簋的文字结构与书体特征较之秦公鎛更近于石鼓文。

秦公鎛文字较舒展，多圆转，而秦公簋文字与石鼓文一样，均显得在结构上较为谨严，方正，在字形上更加规整，且在笔法上改圆转为圆折之笔，这说明秦金文字体是在春秋中期开始得到进一步改造，从而更规范化、渐接近于小篆。

战国金文

经过春秋中晚期按时间的动荡、分化，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化均发生飞跃，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新的集权政治，新兴的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面貌。这种形势反映到铜器上，不仅礼器制度发生一定的变化，铜器铭文的内涵相对春秋时期亦有很大的改革。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仍存在的在铜容器上铭有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自战国早期始即已少得多。现在所见到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时间，在战国中期仍可见，其他列国器物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容器上多只较简单地记明铸器之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铭文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札记. 月令》)的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多见于兵器、量器等。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办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战国铜容器中的酒、食器上的铭文，因资料较少，其字体变化的情况不能作系统说明。仅可对几个国家(或地区)的金文之特点作概括的介绍。

齐国在战国早期时的金文带有春秋中晚期的部分特征，但已有所改造，如陈曼簠铭文，虽保存着春秋中晚期齐金文中那种瘦长而工整的形式，可是那种故意拖长、迂曲婉挺的笔划已很少见，且行笔多方折。至战国中期后，齐金文在书体上已较春秋中晚期有较大的改观。铜酒、食器上的金文排列虽较规整，字体作长方形，但书体近于手写体(一般流行的俗体)，笔划厚重而简约，且不少文字在字形上已带有此一时期浓厚的地方色彩。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为战国中晚期齐国铜礼器上的典型字体。像陈纯釜、子禾子釜等，铭文均与此铭相近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