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羊纹金饰片初探

(文物编辑部，北京市 100007)

关键词：对羊纹 金饰片 盘羊 西汉

KEY WORDS: Dual argali pattern Gold plaque Argali Western Han

ABSTRACT: Gold plaque with dual argali pattern was in style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Han period, and they were owned by the Han princes and local lords. The beautifully made plaques depict two fighting argali facing each other, and the motif such as this was influenced by the steppe culture, The author´s preliminary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plaque was used on silk garment for the purpose of ornamentation.

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5件金饰片（原文称“金叶”），上面捶揲对称的侧面羊首。无独有偶，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眛墓也出土8件形制类似的金饰片（原文称“金叶”）。2004年，在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的收缴文物中，再次见到了同样形制的金饰片。

这种对羊纹金饰片虽然出土数量不多，但是纹饰复杂，工艺精湛，其制作背景和纹饰内涵都很特殊。在此笔者对其时代、形制、用途和工匠等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对羊纹金饰片的发现

刘毋智墓已被盗，缴获的文物中有1件金饰片(M1C:97)，系用金箔捶揲成形，高4.8、宽4.5厘米[1]。平面略呈桃形，底部平，顶部稍尖。四边中部均穿二孔，用来缝缀。顶尖处纹饰为一个双角卷曲的小羊首，“臣”字形眼，作正面直视状。主题纹饰是对称的两个背对背的羊首侧面形象，巨角盘曲，角上有环棱。羊首嗔目立耳，鼻孔喷张，似正在以角相抵。两羊之间有一竖长条作间隔，长条内饰短线纹（图一，1）。

1．刘毋智墓出土(M1C:97) 2．赵眛墓出土(D160) 3、4．刘胜墓出土(1:4362，1:4393)

南越王赵眛墓的主棺室内，在玉衣的头套上面发现对羊纹金饰片8件(D56～D61、D159、D160)，形状、大小、纹饰基本相同。高4.6～4.7、宽4.3～4.4厘米，重2.22～3.03克[2]。与刘毋智墓对羊纹相比，部分金饰片的周边錾刻出短线纹（图一，2）。而且经检测，其含金量高达99.45%。

中山靖王刘胜墓（一号墓）的中室内，出土5件金饰片。其中3件(1:4362)略小，高3.9、宽3.7、厚0.03厘米。在其周边捶揲两圈麦粒纹。另外2件(1:4393)略大，高4.7、宽4.3、厚0.02厘米[3]。此金饰片与刘毋智墓、赵眛墓的器形相似，但纹饰稍显粗糙（图一，3、4）。

二、时代及拥有者

刘毋智墓出土的一件漆耳杯(M1C:62)底部有“邰阳侯家”方形戳记，并且刻划“吴家”铭文。据考证，“合阳侯”乃高祖之兄刘仲，原被封为代王，高祖八年被废为合阳侯[4]。而刘仲之子便是吴王刘濞。因此发掘者认为，墓主刘毋智“可能是吴王刘濞的家人或本家亲族……该墓的年代介于公元前199年至前154年之间”[5]。

赵眛是南越第二代王，在《史记》、《汉书》里均称作“赵胡”。发掘者推测，赵眛大约死于武帝元朔末、元狩初年，“估定在公元前122年左右，入葬年代亦以死年或稍后一、二年为宜”[6]。刘胜则是第一代中山国国王，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7]。所以，刘胜墓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13年左右。

综上所述，出土对羊纹金饰片的墓葬的时代属于西汉，下限为武帝时期。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武帝之后的王一级的墓中，例如北京大葆台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墓、河北定县北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夫妇墓、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广陵思王刘荆夫妇墓中，再也没有发现此类金饰品。因此，对羊纹金饰片应该流行于西汉前期。

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对羊纹金饰片的拥有者主要是同姓诸侯或异姓藩王。例如，中山王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武帝刘彻的异母兄弟；刘毋智是刘濞的族人，而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兄刘仲之子。在偏远的南越王墓中出现对羊纹金饰片，则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公元前135年，闽越王攻打南越，赵眛上书汉武帝请求援助，武帝派兵讨伐闽越。事后，赵眛派太子赵婴齐跟随汉朝使臣严助到长安，在汉武帝身边作宿卫达十几年。赵眛病危时，赵婴齐请归，后成为南越国的第三代王[8]。所以，赵眛墓中出土的对羊纹金饰片（图二）可能是西汉朝廷的赏赐之物。近几十年来国内发现的西汉墓葬很多，但是出土对羊纹金饰片的墓却凤毛麟角，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对羊纹金饰片的珍贵，并非寻常百姓所能拥有。

三、纹饰内涵及图案源头

羊代表吉祥，在汉代，羊作为祥瑞偶尔也出现在画像石上。例如河南许昌出土的二虎羊头画像石，中央上方刻一个正面的羊首[9]。又如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层刻百戏图，下层右侧为一马二羊[10]。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汉画像石上的羊，犄角略小，呈弯弧形，羊角上没有环棱，而且神态安祥，全然没有对羊纹金饰片上的凶狠凌厉之气。

笔者认为，对羊纹金饰片上的羊应该是盘羊。盘羊也叫“大角羊”、“盘角羊”、“大头羊”，它体型庞大，身长160厘米左右，头大颈粗，尾短，颌下无须，四蹄的前面特别陡直。盘羊善于攀爬，生活在高原和山地低谷中。雌、雄盘羊均有角，但雄性盘羊的角特别大，而且呈螺旋状扭曲一圈多，角的外侧有明显的环棱。雌性盘羊体型稍小，角体也比雄性盘羊短细。在中国，盘羊主要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四川、陕西、内蒙古等地区[11]（图三）。对羊纹金饰片上的纹饰，表现的正是两只盘羊在用角奋力抵抗。

那么，制作对羊纹金饰片的能工巧匠又是谁呢？据笔者观察，目前已发现的这3处对羊纹金饰片，是由不同的工匠做成的。其中刘毋智墓和南越王墓出土的金饰片图案几乎相同，工匠应该是一脉相承。刘胜墓的年代晚于前两座墓，墓里出土的5件对羊纹金饰片浮雕感不强，纹饰杂乱草率，尤其是饰片顶部的小羊头，已经似是而非、接近铺首形象了。显然，此工匠并没有完全理解原本图案的内涵，只是依样摹仿。所以，刘胜墓5件金饰片的工匠应该另有其人，而且从其体积三小二大来看，工匠也许不只一个人。上述金饰片制作精美，图案内容相仿，作者可能是汉宫廷管辖的工匠。

羊头相背的造型并非这种金牌饰首创，它时常出现于战国以降北方草原文化的金属饰牌上。1999年，在陕西西安发现一座战国晚期秦国工匠墓。墓主人是一位铸铜工匠，随葬品里包括25件陶模具[12]。在其中一件双羊纹陶牌模上，图案由两只相背的羊组成，从其大角和蹄部特征看，应该也是盘羊。虽然这是一件铸铜模具，而且有扭曲的羊身和四蹄，但从羊首造型看，已经具有对羊纹金饰片上图案的特征（图四）。

追根溯源，金饰片上的对羊图案明显受到了战国以来匈奴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13]出土的战国金银器中，最著名的就是鹰顶金冠饰，由冠饰和冠带两部分组成，其中冠饰为一只雄鹰伫立在浮雕卧狼和羊首的半球形冠面上。鹰顶金冠饰的冠带由3条半圆形金带榫卯组成，带上浮雕呈伏卧状的虎、马、羊。其中羊首与马头相对，羊角粗大而且从下向前弯曲，角上有环棱。从其特征看，冠顶和冠带上的羊纹应该也是盘羊（图五）。

值得一提的是，阿鲁柴登匈奴墓还出土一件伏卧盘羊形金饰片和圆形盘羊纹金饰片。其中圆形盘羊纹饰片有5件，用薄金片压成，周边有4个小孔，直径1.8厘米，每件重0.66克。有学者提出，它原本应该是缀于衣服上[14]。这种圆形金片上的羊首直立，羊角后卷，上有环棱，虽然还有身体从脑后翻转过去，但仅看羊首，已经具备了对羊纹金饰片上羊首的雏形。阿鲁柴登匈奴墓的时代为战国时期，所以，对羊纹金饰片的图案应该是从北方草原文化的金属饰牌发展而来。

邹厚本、韦正曾经撰文，探讨斯基泰风格对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金属饰牌（包括带扣）的影响，并且认为，斯基泰风格向东传播有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15]。从本文介绍的三座墓来看，刘毋智墓年代最早，刘胜墓年代最晚，三墓出土的对羊纹金饰片图案的变化，同样也反映出斯基泰风格本土化的历程。

四、同时代的其他盘羊图案

盘羊像是某种特定的符号，频繁地出现在汉代的金属饰牌或者带扣上，并且常常两只羊并排，重点突出羊首，而将躯体向脑后翻转，从头前面落下。二羊上方密密排列着一排或两排羚羊头部图案，用来填满画面。代表作有西汉宛朐侯刘孰墓出土的金带扣[16]、湖北竹山县博物馆收藏的西汉金带扣[17]等。此外，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西沟畔4号墓出土金银器87件，时代属于西汉[18]。墓中出土的金带扣为铁芯包金皮，图案是盘羊漫步于草地上。羊身侧面，浅浮雕。羊首正面，圆雕，头大，两角由内向外盘曲，角上有环棱（图六）。

盘羊图案除了广泛地用于金饰品，也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石上。在安徽萧县一座东汉墓(圣村M1)中，东耳室石质门柱的下层刻一只羊，羊背上骑一人，头戴尖帽，左手放在大腿上，右手牵缰绳[19]（图七）。头戴尖帽是胡人的装扮。此胡人所骑之羊形体庞大，长须嗔目，头上长着大而圆的角，应该是盘羊。该墓西耳室的门柱上刻有骆驼、驯象图案。看来在当时中原人的眼里，盘羊与骆驼、驯象一样，都充满了异域风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羊并非中原特产。

另外在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耳室(W3)里，也出土了羊头形金饰片(W3:44)（图八）。其平面呈圆弧的倒三角形，模压成型，为单个的正面羊头形象，两只羊角呈C形，盘盖在头顶及两侧。其上下左右皆有二孔，用来穿系。发掘者认为，墓主人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者第三代楚王刘戊，“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54年”，即文帝至景帝初年[20]。此金饰片的制作者与对羊纹金饰片的首创者时代接近，但文化背景截然不同，他似乎借鉴了汉代画像石上的正面羊首形象，从而使羊首题材更加本土化。

五、金饰片的组合及用途

综上所述，对羊纹金饰片流行于西汉前期，其拥有者是同姓诸侯和异姓藩王。这种金饰片做工精细，纹饰内容反映两只盘羊在奋力抵抗，其制作受到了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关于其组合形式和具体用途，目前还是个待解之谜。

刘毋智墓被盗，唯一的一件对羊纹金饰片属于收缴文物，其在墓中的原始位置和原本数量已无从知晓。刘胜墓发现于1968年，发掘报告成书于1980年。书中只在正文和附录简单提及金银器的出土情况。从文字介绍可知，金银器出土于中室。“中室是一个宽大的厅堂，中置大量的铜器，以及陶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帷帐、俑和五铢钱等”[21]。遗憾的是，书中的文字和线图对5件对羊纹金饰片的摆放位置均未做描述。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推知，中室主要放置日常用品和装饰品。

所幸的是，在《西汉南越王墓》报告中，对8件对羊纹金饰片的出土情况作了详细描述。金饰片（书中称作“金叶”）出土时，“覆盖在玉衣的头套上面。当中4块，两侧各2块。右边2块压在D157透雕玉骊之上。左侧2块向西滑脱约30厘米，系■石坠下砸坏棺椁所致”[22]。在玉衣的“面罩上还盖上1件透雕龙纹玉璧(D157)和1件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D62)，其上有8片杏形椎花的金片，排列有序。每片金片的上下及两侧都有1对穿线的小孔，这些金饰片原是缝缀在绢帛上的一块面幕，即所谓‘幎目’”[23]。虽然上述金饰片因受震动而有所移位，但仍可看出，这8件金饰片是分成上下两排，每排并列4件。金饰片的上下两侧都有两个穿孔，以便缝缀。在同出的兽首衔环玉璧(D156)、凤纹牌形玉佩(D158)的表面，均发现有朱红色的绢痕，但已炭化。可以想见，如果金饰片被缝缀在红绢上，应当是非常漂亮的。

从南越王墓的出土情况看，对羊纹金饰片可能是被缝缀于覆面上，盖在墓主人脸上。但令人费解的是，刘胜墓的金饰片出土于中室而非主室。结合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5件圆形盘羊纹金饰片，笔者认为，它并非专门用作葬具，而是被缝缀于某种丝织品上，用作装饰。相信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对羊纹金饰片的排列及用途将会有更加合理的解释。

[1]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3)：图三九．

[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07-208，图一三七：1，彩版一八：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17，图八○，图版七五：2．

[4]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1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946-947．

[5]同[1]：35．

[6]同[2]：324．

[7]a．司马迁，史记：五宗世家（第5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099．b．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第5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2422-24266．

[8]a．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第11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970-2971．b．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9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47-3859．

[9]黄留春，许昌汉砖石画像[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86，图162．

[10]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图116．

[11]辞海（1999年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2296．

[1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战国铸铜工匠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3(9)．

[13]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J]．考古，1980(4)．图片选自张景明，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图一○，一一．

[14]张景明，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35．

[15]邹厚本，韦正，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J]．文物，1998(8)．

[16]徐州市博物馆．西汉宛朐侯刘孰墓[J]．文物，1997(2)．

[17]杨海莉，李强，湖北竹山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汉金带扣[J]．文物，2010(9)．

[18]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J]．《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 1981)．图片选自：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S226;金银器（一）[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图五四．

[19]周水利．安徽萧县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J]．文物，2010(6)．图七．

[20]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J]．文物，1998( 8)．封三：2．

[21]同[3]：24，423．

[22]同[2]：207 -208，图一三七：1．

[23]同[2]：156-158，图九八，图版九二：1．

本文转载自《考古与文物》2011.4，特此声明，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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