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一词溯源

“茶道”一词首见于中唐。

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越人遗我剡溪茗， 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 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诗的最后一句“熟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是说通过修习茶道则可以保全真性，仙人丹丘子深谙其中奥妙。

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人，为南朝宋著名诗人谢灵运之十世孙。皎然早年曾热衷于神仙道术，后皈依佛门，研习律、禅。他不仅长期从事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为唐代著名诗人、学者，而且也是著名茶人。他与茶圣陆羽结为忘年之交，是历代僧人中写茶诗最多的一位，茶诗内容涉及面很广，诸如采茶、制茶、煎茶、茶会、茶道、茶人等。该诗不仅描写了“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的饮茶之道，还描写了饮茶修道的过程，“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道不可得，所谓得道即证道、悟道、全真。皎然的“茶道”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通过“饮茶之道”来修道、悟道，从而涤昏寐、清心神、破烦恼、全真得道。作为佛教徒的皎然，却是用道教的思想来解释茶道，这只能理解为，茶道的思想起源于道教，他的“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饮茶歌·送郑容》）也表现了同样的思想。我们不清楚皎然此诗作于何年，但皎然逝于唐顺宗永贞初年（公元805年），故“茶道”一词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八世纪末。

与皎然、陆羽同时的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言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陆羽《茶论》（《茶经》的前身）详言“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常伯熊又对陆羽《茶论》进行了“广润色之”，致力于推广茶道，终于使得“茶道大行”。从封演文中来看，此“茶道”是侧重于煎饮法的“饮茶之道”。封演，天宝（742—756年）中举进士，大历（766—779年）中为县令，德宗时（780—805年）官至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有“往年回 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按《资治通鉴》，回纥于贞元四年（788年）十月呈请将回纥改称回 ，789年前称回纥，之后称回。由此可知《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应作于公元789年以后，约在公元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

明朝中期的茶人张源在其《茶录》一书中单列“茶道”一条，其记：“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张源的“茶道”概念含义较广，包括造茶、藏茶、泡茶之道。

晚明时期的文人陈继儒在为周庆叔《岕茶别论》所作序中言：“则岕于国初已受知遇，……第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犹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谟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当不会令庆叔失笑。”明代后期流行散茶瀹泡，湖州长兴岕茶属蒸青绿茶，因当地的环境易染沙尘，故泡茶前必先洗茶，故谓其“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陆羽《茶经》倡煎茶，蔡襄《茶录》倡点茶。陈继儒生活的晚明时期，泡茶流行，不但煎茶早已绝迹，点茶也已淘汰。所以陈继儒批评了那些仍固执地坚持认为茶道唯在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的迂腐观念。陈继儒的“茶道”则包括“蒸、采、烹、洗”，为“制茶、泡茶”之道。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的“茶道”概念，不仅涵盖“饮茶之道”、“饮茶修道”，而且还包括“采茶、制茶、藏茶之道”，涵义较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