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港访胡适故居

去台湾自助游，到台北的第二天是星期三，我急急忙忙赶去南港的“中央研究院”探访胡适之先生的故居。因为网上查到的资料是：胡适故居逢周三、周六才开放。到了“中央研究院”才知道，纪念馆从去年起已改为周一至周六开放。而周三这一天，研究院内的历史文物陈列馆、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生物多样性研究博物馆等等，都对公众尤其是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在上海买的几本台湾旅游攻略图书中，南港是在市区地图之外的，我以为路途很远，所以早上七点就从市中心出发了。捷运（地铁）很方便，坐板南线到南港再转公共汽车，几站路便到“中央研究院”，我到时才七点三刻，而纪念馆要到九点开放。于是便先去对面的胡适公园。

公园不大。1962年胡适先生病逝后，当地一位士绅也是他的挚友捐出这座小山丘，供先生长眠。从白色的半圆形拱门进入，拾级而上，曲径浓荫，山林幽静。虽是盛夏酷暑，烈日高照，这里却有几分清凉。半坡上有适之先生的胸像：穿着宽大的博士服，头微微仰起，脸带淡淡的微笑，早晨的阳光穿过树丛，洒到先生的头上、肩上，让这铜像在沉静中显现出生气。铜像左侧是墓园。长方形的墓冢，墓碑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书写“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夫人江冬秀之墓”。墓的前方有白色的廊亭，地上铺着白色的鹅卵石，朴实无华；墓后白色大理石墙上刻着蒋中正的题字：“智德兼隆”。石祭台上野花绽开，似乎在告诉人们这位哲人没有宗教信仰。墓前的斜坡上靠着一块黑色石碑，胡适的学生毛子水书写的碑文概括了他的一生与贡献：“这位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因为石碑是靠在斜坡上的，使前来瞻仰的人不必仰起头来阅读。这大概是胡适先生所希望的！

与胡适墓比邻的还有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纪念碑和考古学家董作宾之墓。

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想住在“中央研究院”附近，依靠史语所的资料写几部大书，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片故居。这是一幢有歇山顶的平房，白色的外墙，木格的大窗户使客厅、书房十分透亮。客厅里一组卡其布罩子的沙发；餐桌上放着碗勺，一旁的文字介绍胡适的早餐：一碗稀饭、一片面包、一碟小菜，一杯咖啡、一杯桔子水，中西合璧，简单实用，食如其人。他和夫人各一间并不宽敞的卧室，一张单人床，一把靠椅，床头放着书。故居每一面墙几乎都为书架所占。门厅的大书柜内存放着各种版本的《红楼梦》，有的书中夹纸条，有的书脊上有标签。墙上挂着先生手书的条幅：“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胡适去世以后，靠他朋友的捐赠，在故居边上盖了一个纪念馆，展出图片和实物，有安徽绩溪胡氏老家的照片，有他的手稿，他当驻美大使时穿过的西服大衣，他用过的毛笔、钢笔，还有世界各个大学授予他的36个博士或荣誉博士的证书，介绍《胡适的感情世界》《胡适的学术文化成就》《胡适与近代中国》等。

今年是胡适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每个参观者都获赠纪念馆编印的《胡适与辛亥革命》一书，还有一本胡适作品集。我曾买过一套《胡适精品集》十六卷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到了胡适纪念馆，自然要找胡适的作品。于是，找到了“中央研究院”内的书店。书店不小，颇有学术味。不过，就像鲜有人参观胡适纪念馆一样，他的著作在书店里也没有几种了。买了一套《胡适讲演录》上中下三册，一本《白话文学史》，都是胡适纪念馆印行的。《胡适讲演录》1970年12月出版、1978年3月修订再版，三册共新台币90元，折合人民币不到20元。《白话文学史》是胡适先生自校本，1969年4月出版，1974年4月再版，江冬秀是发行人，售价新台币70元，折合人民币15元。

《讲演录》收录他的演讲37篇。最早的是1919年5月2日在上海《谈谈实验主义》，最后一篇是去世前三个月，1961年11月6日在台北“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所作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这次讲演中，胡适说：“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这番讲话引起轩然大波，东海大学的徐复观首先发难，指责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铺天盖地的批判，令胡适心脏病复发。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晚宴上，胡适说：“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他越说越激动，突然感到不适，连忙把话打住，说：“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谢谢大家！”客人逐渐散去，他正要转身与谁说话，突然身子一晃，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地上，仰身猝亡！

在“中央研究院”的书店里，我还买了李敖的《胡适评传》（李敖出版社，2002年1月），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远流出版公司2005年5月）。两书都是软皮精装，每本新台币300元，两书在大陆都已出版，书价要便宜得多。李敖在序中写道：“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但，至今只看到这一本，只记录胡适至1910年上北京考留美公费生止。恰如李敖所说，这本评传“从脚注来看，可能是历史的”，“评传”的注释极其详细，连与胡适一起留美的七十名公费生的名字、籍贯、所读学校都一一记载，还整理刊录了胡适一生所用过的37个名字。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原是唐德刚在撰录《胡适口述历史》时，拟写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笔千里，对胡适一生牵惹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可以一窥胡适的另一面。唐德刚写道，“胡适在纽约退休之时”，“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对这位‘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表面上还算相当尊敬”，其实也只是敷衍，尽管学校在罗致人材充实汉学教研，但认为“胡适能教些什么呢”，弃而不用。五十年代，胡适夫妇年高多病，坐吃山空，“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有一次，唐德刚开车去接胡适，看到他因为等错了路口，“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犬！’”很值得一读的还有夏志清先生为《胡适杂忆》写的一万多字的长序，有对江冬秀、韦莲司、陈衡哲的精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