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

历史学以实证性研究为特征，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是无米之炊。新史料向来是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发掘新史料几乎就是史学家最日常的工作之一。虽然在旧史料中发现新意也是新史料发现的一种途径，但相对而言，近代以来新史料的发现主要依赖的是考古学。考古学资料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意义有所不同，重视考古新发现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意识，对于上古和中古史研究而言，如果没有考古资料或者不重视考古新资料，史学研究至少是存在很大缺陷的。

近代以来，古史研究的新进展或者依赖新史料的发现，或者依赖新的史学理论，而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四大发现”，即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和明清档案，确实在相应的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敦煌学提供的新资料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古文书，还有洞窟、壁画、雕塑等资料可供研究，而与敦煌毗邻的吐鲁番所提供的资料，一方面有着与敦煌相近的特点，另一方面近年更有上乘表现，吐鲁番也有洞窟、壁画、雕塑，但吐鲁番学的主要支柱其实是古代墓葬，正是这些墓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文书、墓志等）。过去吐鲁番被人熟知的是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个古墓区，近年更有一些新的古墓区出现，而规模最大、未来意义更大的要属洋海墓地。洋海墓地的资料现在虽然只披露了很小的一角，就已经让人大感惊奇。吐鲁番学随着考古新进展、新资料的不断出现，未来的大好前景是不容置疑的。

本书就是对近些年吐鲁番新出土文献的一个整理合集。因为我们整理的不仅有古墓出土文书，也有寺院遗址出土的佛经残片，还有墓志，所以我们统称之为“出土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来自阿斯塔那，还有洋海、巴达木、木纳尔等古墓区出土者，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征集的文书，应该也是出自吐鲁番的古墓。我们的整理工作，按照前人的惯例，以墓葬为单位加以定名、释文等。出土文献，其自身也是珍贵文物，一方面考古工作提供的信息，是文献整理工作所依赖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出土文献的深入研究，又反过来推进了对考古资料的认识。本书实际上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对于考古与历史都有意义。

（注：本文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主编之一，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本报有删节，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