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地6米重现"候城" 沈阳发现2000余年遗存(组图)



沈阳一处考古新发现,涵盖了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遗存,从战国时期的“候城”延续至明清时期的“方城”。
出土的3个元代“钧瓷”碗和一个白瓷刻龙纹灰蓝彩罐残片,做工精美引人注目。
久远的底层:发现战国、汉魏陶器残片。
在沈河区朝阳街路西、“盛京花园”小区东侧的工地上,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挖掘了12个考古“探方”,探寻沈城2000多年的神秘身世。7月29日上午,记者独家采访了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
这次考古发掘,由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刘焕民、李晓钟相继主持,他们于6月下旬开始考古发掘。
当天上午,记者在该工地西南角看到,考古人员们发掘了12个各5米见方的“探方”。其中的202号、101号、102号“探方”,已深达6米多,露出了生土层。在地层底部近20厘米厚的文化层内,展现出战国时期的“灰坑”遗迹,出土了火候高、质地坚硬的细泥灰陶陶器残片,有壶、罐、瓮、豆等器物,以及灰色绳纹板瓦等建筑构件。
在战国时期以上的10多厘米厚文化层内,汉魏时期遗迹赫然在目,有建筑构件绳纹板瓦,生活器物泥质灰陶盆、瓮等器皿残片。
历史背景
该考古发掘现场应为“候城”遗址。沈阳最早称为“候城”。战国时期的公元前299年,燕国名将秦开大败东胡后,燕国修建一条从河北省造阳到辽宁省襄平的长城,并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以防东胡侵犯。其中,辽西、辽东位于辽宁省境内。西汉时期设辽东郡,下领18县,“候城”便是其中之一,成为东部长城中段地区指挥中心所在地,足见“候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据考证,“候城”位于沈阳故宫及其南部一带。这次考古发掘,进一步验证了“候城”的位置。
丰富的中层:元代遗存沈城考古史罕见
考古人员兴奋地告诉记者,该考古发掘现场的元代遗迹十分丰富,文化层竟然厚达半米深,在历来沈阳城区文物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
在出土的大量元代陶器、瓷器残片中,考古人员业已修复了3个精美的“钧瓷”碗。3个“钧瓷”碗,直径17厘米左右,高度约9厘米。据介绍,这些碗并非平民所用,应为元代“沈阳路”的高级官员生活器具。出土残片中,一个做工精美的残片格外引人注目。该残片为白瓷刻龙纹灰蓝彩罐的口、肩残片,显示出它主人高贵的身份和地位。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候城”旧址之上,置建了“沈州”城。当时,沈州城下辖两县:东北乐郊县;西南灵源县。金代仍然称为“沈州”,成为东京道辽阳府北部的重要城市。元代初期,洪福源率40余城军民来降,元朝便将这大批军民分散安置在辽阳、沈州两地,在沈州旧址上重建州城。元代中统四年(1263年),洪福源分2000户军民到沈州,设立沈州安抚军民总管府,以王子淳任总管。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辽阳、沈州两个安抚军民总管府,合并为沈阳路安抚军民总管府。于是,首次出现了“沈阳”称谓,当时的沈阳称为“沈阳路”;其城池,已初具都市风范。
遗憾的上层:明清遗迹惜遭破坏
当考古人员进入考古现场之前,该工地已将土层挖掘掉3米多深,致使该工地的明代、清代地层荡然无存,令考古人员扼腕不已。尽管明、清城池地层已遭到搅乱,但考古人员们还是从残土中,拣回不少明代、清代,乃至上世纪初的陶瓷器物残片,印证了此地明清时期的内城资格。
历史背景
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扩建沈阳城,将城墙增高至三丈,城周扩为九里三百二十三步,城内面积占地近300亩。扩建沈阳城后,将原有4城门改为8座城门;将原来“十字街”改为“井字街”,从而形成了帝都风貌的沈阳城。如今中街地区的街路格局,依然保持了“方城”内“井字街”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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