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位于山西省南部翼城县城以东约6公里处。墓地四周除了西北部与西侧台地相接外，皆为沟壑地貌，浍河干流和支流分别萦绕墓地西南两侧流过，地势为北高南低的向阳缓坡。极目远眺，北部为太岳山余脉和尚公德山（又名二峰山），东南为太行山余脉翔山，西部为凸起的丘陵山地，西南为冲积平原。在墓地的周围发现了几处不同时期的遗址，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墓地西南方的浍河东岸台地上，西周遗址位于墓地西南约0.5公里处，东周和汉代遗址分布于墓地东北、东侧和西南方台地上，墓地范围内也包含有数十座东周窖穴遗存。2007年5月，大河口墓地因被盗而发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于同年9月至次年5月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2008年9~12月进行了全面普探，通过勘探发掘了解到墓地分布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 1000余座。2009年5月至2010年12月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

为了保证遗址科学顺利地发掘，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面部署。以勘探结果为依据，选择重点区域，确定发掘面积，设立坐标基点，统一分区布方，首先进行抽样式小探方发掘，再进行大面积探方揭露，按层位发掘所有探方墓口上文化层，暴露墓口，拍摄探方全景照后，打掉隔梁，然后将每座墓葬下挖30厘米，对墓葬进行统一测量绘图、航拍、编号，再按计划有步骤地发掘单个墓葬。墓葬填土采取半剖面或多剖面结合的发掘方法，按照逆埋葬顺序逐层发掘，并及时做好记录资料、取样和现场文物保护工作，加强多学科合作。此次大规模发掘发现并抢救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

2007～2008年试掘了6座墓葬；2009年至今对大河口墓地进行的大面积发掘，已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已完成305座墓葬的发掘，其余墓葬正在发掘中。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多口小底大。葬俗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墓葬，以头向西为主，少量头向东，南北向墓葬仅10余座。墓葬间很少发现有打破现象，大中型墓葬在发掘区域内散布，分布没有明显规律，区域内墓葬聚群特征明显。车马坑均位于大中型墓葬的东侧，除1座为南北向外，余均为东西向。部分墓葬发现有脚窝和生土二层台，个别墓葬有壁龛，葬具为一棺、一棺一椁或二棺一椁，椁盖板一般为横铺，棺盖板、底板和椁底板一般为竖铺（个别例外），四壁立板间多为榫卯结构。墓主多为仰身直肢，个别为屈肢葬，未发现俯身葬式。发现腰坑和腰坑殉狗的墓葬较多，未发现殉人。仅2008年发掘的M1发现有四个斜洞，其余墓葬均未发现此类设施。随葬器物多放置在墓主头前，其余置于棺椁间、二层台上、棺内或盖板上，大中型墓葬以随葬青铜器为主，小型墓葬以随葬陶器为主。青铜器种类丰富，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车马器、乐器等都有发现；陶器组合主要有鬲、鬲罐、罐、鬲盆罐等等；玉、石、骨、蚌器、贝和串饰较多；部分墓葬随葬锡器或漆器；个别墓葬发现有金器；少部分墓葬未发现随葬器物。

M1为东西方向，土坑竖穴，口小底大，墓口长4.25米、宽3.22米、墓底长4.6米、宽3.78米、自深9.75米，在墓口平面四角外发现4个通向墓壁的斜洞，这是继绛县横水墓地之后又一次发现类似的斜洞设施。墓主头向西，仰身直下肢，一棺一椁，椁底有一腰坑。在墓室二层台之上四壁发现11个壁龛，壁龛内放置漆木器、原始瓷器和陶器等物，已发现的漆木器有俎、罍、豆、壶、杯（双耳杯、单耳杯、角状杯）、牺尊、坐屏等等，在一座墓葬内发现如此多的壁龛、并且在壁龛内放置大量器物的现象，为西周墓考古中首见。在东部二层台上发现两个漆木俑，双足站立于漆木龟上，双手作持物状，两俑前面及侧面放置有漆木器，这在中原地区西周墓葬内也是首见。在其他几面二层台上还发现有带木柄铜兵器和漆木盾牌等。在墓室内棺椁之间或棺盖上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青铜礼器中有鼎24件、簋9件、鬲7件、甗1件、盘1件、盉1件、觚1件、爵6件、觶8 件、尊2件、卣4件、罍1件、单耳罐1件、斗1件等，乐器有铜钟和铙3组8件，发现的木盾牌青铜饰昜、兵器戈、戟、矛、钺等30余件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很多兵器遗存有木柄，铜工具有斧、凿、铲等。铜车马器有铜挂缰钩、銮铃、车辖、当卢等，还发现原始瓷尊4件，瓷豆6件，瓷瓿1件，陶器有鼎2件、鬲1件、豆6件、筒形尊1件、爵杯2件、壶1件、圈足盘1件、三足盘1件等，此外还发现大量的玉石器、骨器、龟甲、鹿角、蚌器、贝等。24件铜鼎中有方鼎2件，一件为四足圆角方鼎，一件为四足方角方鼎，腹足带扉棱圆鼎8件，其中一件鼎内壁铭“伯作宝尊彝”，无扉棱柱足圆鼎12件，扁足鼎2件。铜簋9件，其中方座簋 2件，高圈足簋2件，竖条纹簋1件，喇叭形圈足簋1件，内底铸铭文“□父戊”，鼎式簋1件，盖、器内底有铭文“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簋”，乳钉纹簋1件，圈足三足簋1件，盖底对铭“霸中作旅彝”，4件铜卣形制略同，从大到小排列，前两件形制相同，后两件形制相同。其中最大的一件卣盖内铭“燕侯旨作姑妹宝尊彝”，卣内置酒器一套7件。6件铜爵中有两件铭“旨作父辛爵”。铜觯6件，其中一件盖内铭“析父丁”。从随葬兵器等判断墓主为男性。

M2为一座三鼎墓，土圹竖穴，东西向，墓主头向西，墓口长3.51米、宽2.49米、墓底长4.2米、宽3.47米、自深8.2米，两棺一椁，墓主为女性，仰身直肢。随葬铜器有鼎3件、簋1件、甗1件、盘1件、盉1件、盆1件、钟1件等，陶器有鬲1件、罐1件、三足瓮1件、未烧结碎陶器7件，玉石串饰7 件、项饰2件、玉玦8件、握玉2件、柄形饰2组。另外还发现蚌器和贝等。在M2铜甗内壁发现有铸铭“唯正月初吉霸（？）伯作宝甗其永用”。

M1017墓口长5米、宽3.4米、自深10米，口小底大，墓主头向西，有腰坑。墓室内发现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锡器、蚌器、贝等，数十件青铜容器置于墓主头前棺椁之间，其余青铜器发现于棺椁之间或棺盖上。青铜器种类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青铜食器中鼎簋数量较多，计有方鼎5 件、圆鼎8件、簋6件、盨2件、鬲1件、盆1件、豆4件、甗1件、觚3件、爵7件、觯2件、尊3件、卣3件、罍1件、斝1件、斗1件、壶1件、盂1件、盘 1件、盉1件、甬钟3件，青铜兵器戈、矛、镞多件，工具有凿、刀等，金柄形器1件，锡器6件，二层台上发现陶鬲1件。在青铜盂、簋、豆等器内发现铭文，其中铜豆盖内铭“霸伯作大宝尊彝其孙孙子子万年永用”。此墓已整体搬迁至室内进行发掘。

M2002墓口长2.75米、宽1.68米、墓底长3.83米、宽2.83米、自深9.91米，口小底大，墓主头向西，腰坑内殉狗1只，一棺一椁，墓主仰身直肢，为男性。随葬铜鼎3件、簋3件、鬲2件、甗1件、盘1件、鸟尊形盉1件，及大量的青铜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还发现陶鬲1件及铅、玉、石、骨、蚌、贝等器物。其中出土的瓦棱纹扁腹圈足双耳铜簋的盖、内底铸有铭文4行近30字，鸟尊形盉盖内铸铭文8行约50字。

M1034墓口长3米、宽1.61米、墓底长3.15米、宽1.86米、自深4.43米，口小底大，墓主头向西，腰坑内殉狗1只，一棺一椁，墓主仰身直肢，双手置于髋骨位置，为男性。随葬铜鼎3件、铜簋2件，及大量的青铜兵器、车马器、漆器、蚌器和贝等。

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霸”是这处墓地墓主的国族名，“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霸”器曾见于以往的青铜器著录，在《殷周金文集成》中著录有“霸姞作宝尊彝”鼎簋，曲村墓地M6197也曾出土过一件“霸伯作宝尊彝”铜簋。“霸”国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墓地的面积和墓葬埋藏数量显示，当时大河口人群规模不大，推测其所居城邑和所辖区域也不会很大。已知资料表明“霸”与燕、晋等国和周王朝曾有往来关系，从埋葬习俗看，大河口墓地的头向、腰坑、殉狗、斜洞、使用日名等习俗与绛县横水墓地相似；车马坑的布局、无俯身葬、无殉人等现象又与天马—曲村墓地有共同之处；陶器组合和青铜器风格又具有周文化的特征，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自身文化特色独具。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进入春秋初年，其墓主人群应为狄人系统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文化面貌显示其人群相对单纯。大河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历史和考古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