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东苕溪流域的古代越国瓷业

浙江北部的东苕溪流域是古文献中记载的越国始封之地。

在东苕溪流域现发现有古遗址群、土墩墓群和古窑址群,为探讨早期越国都邑的研究提供极为珍贵价值的资料。而东苕溪流域古窑址的发现和发掘,为探索我国瓷器的起源、龙窑的出现和探索我国“官窑”的产生和官窑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新的资料。

一、东苕溪水名的变迁

苕溪古称苕水,即西苕溪。《山海经·南山经》:“浮玉之山,北望具区……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根据“苕水出于其阴”,因此《南山经》记载的苕水即今西苕溪。

东苕溪位于浙江省北部,属太湖水系,古称馀干溪、馀不溪,源出浙江临安东天目山,流经临安、余杭、德清、湖州等市县后汇入太湖,全长约160公里。《水经注·渐江水》云:“浙江逕县左,合馀干大溪,江北即临安界……北过馀杭东入于海,”此馀干大溪即今东苕溪;又《南齐书·高逸列传》云:“沈驎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也。……隐居馀干吴差山,”馀干即今德清吴羌山畔之东苕溪;《海录碎事》:“湖州凡四水合一溪,馀干溪出天目山之东,苕溪出天目山之西。{1}”以上俱称东苕溪为“馀干”。

而《宋书·自序》云:“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馀不乡,遂世家焉,”《元和郡县志》卷二六云:“苕溪水西南自长城、安吉两县,东北流至(湖)州南,与馀不溪水、苧溪水合,又流入太湖,”可见《元和郡县志》与《宋书·自序》称东苕溪为“馀不”。《太平寰宇记》九四云: “自浮玉山(西天目山)曰苕溪,自(东)天目山曰馀不溪。”而范成大《骖■录》云:“午发德清宿安溪,二十三日宿余杭县苕溪馆。”可见“馀不溪”与“苕溪”并称始于宋。清《浙西水利备考》曰:“苕溪源于天目之阳,自临安分为二道入余杭县界,益以北苕水为三道至瓶窑镇入钱塘县境合而为一,历安溪奉口直注德清县,名馀不溪。”由此可见清代“馀不溪”仅为入德清后的一段,而整条干流称作苕溪。

东苕溪流经临安、余杭以后,从山川形溪流逐渐蜕变为平原形河流,自南而北贯穿浙北杭嘉湖平原西部全境,向北汇入太湖。

东苕溪西岸,天目山余脉逶迤,东岸是一望无际的杭嘉湖平原,山水交错,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兼有山水之利。自古以来文化积淀丰厚,著名的余杭、德清良渚文化遗址群,湖州、德清商周时期的土墩墓群、古窑址群,战国下菰城城遗址等,无一不是受到东苕溪的哺育、滋润而诞生、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这些历史遗迹与古史记载中的防风氏、封禺山以及余干、余不、余英、余杭等一起,成为研究古代越国史珍贵的资料。

二、东苕溪流域的古代越国青瓷窑址群

德清地处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西部。222年立武康县,691年析武康东境17乡立武源县,742年更名德清县。1958年武康、德清两县合并为德清县。

古代越国的青瓷窑址群主要分布在东苕溪中下游的德清、湖州两市县,以德清最为密集。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已经发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窑址近40处,其中部分窑址已经报道{2}。商代窑址有黄梅山、老鼠山2处;西周窑址有岳家坝、火烧山早期 2处;春秋窑址有苦竹坞、岔路岭、防风山、泉源坞、白漾坞、响堂坞、缩头坞、河图里、烟霞坞、火烧山一区等10处;战国窑址有亭子桥、冯家山、鸡笼山、窑坞里、南山、弯头山、下南山、水东坞、宋家岭、姚家山、塔地山、金塘口、百家山、南塘坞、兼济桥、安全山、棚圩上、磨子坞、跳板山、毛田里、下漾山、竹鸡笼山、东坡岭、南坞里等24处。

商代窑址:黄梅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北约20公里的黄梅山;老鼠山位于黄梅山西约600米的老鼠山,地属湖州市青山乡。

窑址采集的主要器型有豆、罐、器盖等,瓷器成型采用拉坯或泥条盘筑结合轮修的工艺技术,器物内底均有旋坯留下的痕迹。豆盘与豆把是分制后再衔接,罐内壁有拍印纹饰时抵手留下的垫涡。纹饰主要有席纹、云雷纹、回纹复合云雷纹几种,印纹较浅。施淡青黄色釉,釉容易剥落(图一)。

黄梅山窑址未经考古发掘,所出器物和纹饰特征不见于吴越地区流行的土墩墓或土墩石室墓,根据对这种墓葬的分期,该窑址烧造青瓷的时代应在商代,为我国最早烧制瓷器的窑址。

西周窑址:岳家坝窑址位于与黄梅山窑毗邻的青山乡,以烧造原始瓷豆、盘类为主,器物成型采用拉坯或泥条盘筑结合轮修的方法,施青黄色薄釉,常见用泥点附加堆贴在器物的口沿作装饰。该窑址器物特征与江南土墩墓早期阶段出土的同类器物相类似,其烧造年代为西周早中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和德清博物馆于2007年对火烧山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窑床3条,灰坑10余个。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器物类型学研究,该窑址共可分成西周晚期及春秋早、中、晚四期9段。

火烧山窑址的窑床均位于山坡上,有一定的坡度,具备了龙窑的基本条件,这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利用山坡斜度筑窑烧制青瓷的长条形窑炉遗迹,为探索我国龙窑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火烧山窑址未发现窑底垫具,部分器物底部粘有极厚的砂层,烧造技术为直接将器物置于窑床上{3}。

火烧山窑址的产品极其丰富,并出土了卣、鼎、簋等仿青铜礼器,为江南大型土墩墓中出土的此类器物找到了原产地。器物往往装饰有繁缛的纹饰,主要有句连云纹、细乱云纹、双线“S”形纹、云雷纹、对称弧形纹等。纹饰单元较大、风格粗放、排列杂乱,且常见重叠拍印的现象(图二)。

春秋窑址:这一时期的古窑址已发现有10处,经过考古发掘的有火烧山窑址二区,自春秋早期后段开始延续至春秋晚期中段,是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区。

火烧山窑址二区的产品单一,质量、釉色早晚变化较大。

春秋早、中期胎质较为粗松,胎色呈较深的紫褐色,胎釉结合欠佳,多数器物釉完全剥落,釉色呈青灰色,质量较差,仿青铜礼器产品仅见少量的筒形卣,纹饰也仅见对称弧形纹一种。

春秋晚期的胎、釉制作技术明显进步,胎质灰白致密,釉色青黄、釉层薄、施釉均匀、玻璃质感较强。

火烧山窑址三区仅有春秋晚期后段一期,器类更为单一,仅有尖圆唇盅式碗一种。胎、釉质量较佳。碗、盘的装烧已经采用叠烧法,间隔窑具为一种捏制的上端尖圆,下底内凹的托珠{4}。

战国窑址:战国时期是窑址的突变时期。此时窑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器型丰富,装饰多变,产品质量显著提高。

日用青瓷器有碗、盘、盅、豆、钵、洗、盂、罐等,以及大量的甬钟、錞于、句鑃、悬铃、悬鼓座、瓿、钫、熏等仿青铜礼器的产品。碗的造型改变了春秋晚期直腹盅式碗的形态,取弧腹造型为主,有深腹、浅腹大小不同的数种,碗口部微敛、弧腹,最大直径在口沿稍下,口沿下外壁有弦纹饰水波纹或瓦楞纹,施青或青黄色釉;作为饮酒器的盅产量很大,直腹平底、最大腹径在下部;豆小巧别致,上部为浅盘,下承喇叭形圈足;瓿是新出现的容器,且产量很大,直口平唇, 丰肩弧腹,平底,肩部堆贴铺首或铺首衔环;罐类造型与瓿相似,在肩部堆贴小圆点。瓿、罐的肩至上腹部有的装饰水波纹、弦纹、瓦楞纹、还有戳印正反两个 “C”形纹组成的“S”形纹,施青或青黄色釉。

小件的碗、盘类采用一次拉坯成型,器形规整,胎体厚薄均匀,外底可见线割痕迹。瓿、罐等小口、丰肩的容器采用上下分制后衔接的新工艺;此时轮制技术娴熟,如瓿、罐的小直口规矩匀称,碗、盘等内底至腹多见旋坯痕;铺首或铺首衔环均为模制后胎接,“C”形纹组成的“S”纹为点戳而成,而弦纹则利用轮制时的转动用锐器点就;此时流行的水波纹,则用篦状器斜贴着器表作上下移动,线条匀称柔和。

这一时期器物瓷器的装饰手法多变,纹饰多与同时期青铜器相仿。如刻划弦纹、水波纹,或弦纹间夹水波纹,在碗的口沿下,罐类的肩部,杯、洗的上部为常见;罐、瓿的肩部多见压印瓦楞纹、云纹、“C”形纹、刻剔锥齿纹等;瓿的肩部堆贴铺首或兽衔环,铺兽的兽面作牛头形,是用模具模制后在施釉前进行胎接,铺兽有两种形式,一种较扁平,在牛鼻的位置突起一环形穿,有的作桥形,其中衔环。乐器甬钟的纹饰为模印,突起的线条将其分成不同大小的长方形,线条上饰斜纹,长方格内饰云雷纹,枚采用堆贴胎接;錞于用戳印的正反“C”形纹构成“S”纹。装饰手法有刻划、模印,堆贴等,陶瓷艺术绚丽多姿。

由于装烧的需要,器物均为局部施釉,凡是适合于套装叠烧的碗、盘、缽等,内外底不施釉,瓿、罐等较大的容器,釉不及底,无釉露胎处因受二次氧化而呈暗红色。釉色有青黄、青绿、酱褐色多种。

碗、盘、缽等瓷器采用套装叠烧,叠烧的间隔物已经不再使用春秋时期常见的垫珠,而是用一种白色的粉末作器物的间隔;以往认为到东汉时期才被广泛使用的窑床垫座窑具此时已大量使用,这种窑具呈筒形,上部为圆形托面、筒身有镂孔,有的还有刻画符号或记号,说明此时已认知窑场底部窑温相对较低,需要用这种筒形窑床垫座抬高其窑位,以增加烧成的成品率,反映了当时窑炉装烧技术的改良与进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于2007年对战国亭子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对战国时期的瓷业生产又有了突破性的新发现{5}(图三、图四)。

三、东苕溪流域越国青瓷窑址群与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

鸿山越国贵族墓位于江苏无锡市鸿山镇,2003年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和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共发掘战国早期的越国贵族墓葬7座,可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四个等级,其中特大型墓葬丘承墩出土青瓷器、陶器、玉器等共计1098件{6}。

鸿山越国贵族墓地是继绍兴印山越王陵之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填补了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考古的空白。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精美绝伦的青瓷器,无论造型、胎釉、纹饰和工艺特点都与德清战国窑址所出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对窑口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德清战国青瓷窑址出土的器物群与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因此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青瓷器的窑口应为德清东苕溪流域的战国青瓷窑址群{7}。

德清位于浙北杭嘉湖平原西部,与苏南邻近,有通往无锡的水陆通道,两地相距不足100公里。瓷器容易破碎,应为水路运输。水路从古窑址群所在东苕溪往北入太湖即可直达无锡。

无锡越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原始青瓷各式碗、豆、盘、杯等小件日用器与德清所出非常一致,水波纹、弦纹或弦纹夹水波纹作装饰也完全一致,器物成形及施釉的制作方式也相同。

丘承墩特大型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罍、罐等与德清原始青瓷窑址所出的瓿在器物造型还是装饰完全一致,皆为小直口、丰肩、鼓腹、平底,肩部至上腹压印“C”形纹、直条形瓦楞纹,胎接模制的兽面铺首。盉、甗形鼎、匜等也与德清出土的同类器物一致。

丘承墩特大型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瓷礼器和乐器,这些礼乐器的标本在德清窑址中也有出土,如钟、錞于、鼓座等。

德清战国原始瓷窑址的产品几乎涵盖了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青瓷器中的全部日用器,而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璧形器、角形器、温酒器、冰酒器、三足缶、悬鼓座和大量的仿青铜礼乐器,应为专门为越国贵族墓随葬而定制的明器。

德清战国原始瓷窑址出土的器型之丰富,制作之精美,代表了战国时期原始青瓷最高的制作工艺水平。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青瓷标本和德清亭子桥等战国窑址出土的青瓷标本进行了系统的测试和分析,并通过与浙江萧山、上虞、绍兴、慈溪等地出土的原始瓷和越窑青瓷的比较研究,对这批备受关注的精美青瓷的工艺特点、性能指标,以及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分析{8},结果为鸿山越墓与德清冯家山、亭子桥窑址青瓷所用胎料没有很明显的差别,德清冯家山、亭子桥窑址标本的瓷釉成分同样也具有我国原始瓷釉的一般特征,与鸿山越墓出土青瓷釉的成分相差无几,无论在胎体中还是在釉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始终稳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反映了原料来源的相似性;鸿山越墓出土青瓷的烧成温度达1290℃,而德清冯家山、亭子桥窑址出土标本的烧成温度也分别达到1290℃和1260℃。

目前在浙江所发现的诸多古窑址中,烧制青瓷鼎、钟等礼乐器的仅见于德清的亭子桥和冯家山等窑址,因此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青瓷器可能为浙江德清一带烧制。由越国贵族所控制、其产品为越国贵族所垄断,专为越国贵族烧制礼乐器的亭子桥、冯家山等窑址,已具有“官窑”的雏形。

东苕溪流域以德清为中心的古窑址群的发现与研究,有助于重新认识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区商周时期古遗址、古墓葬出土青瓷器的窑口、青瓷器的起源、古窑址群所反映的社会性质等诸多问题,必将促进对越国文化的研究和探索。

四、东苕溪流域越国青瓷窑址群的发现与青瓷起源的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地认为青瓷成熟于东汉。凡是东汉以前的青瓷器一概称作“原始青瓷”,凡是东汉以后的青瓷,其中不乏质量低劣、理化综合指标低于所谓“原始青瓷”者,也同样称作“瓷器”。

关于青瓷的起源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

张敏先生认为“判断是否为青瓷或原始青瓷的标准原本是一个理化的标准,当对一件瓷器进行理化测试时,符合这一标准的即成熟青瓷,而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即原始青瓷。然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理化标准转换成了时代标准:即汉代以前的青瓷,皆称之为原始青瓷;而汉代以后的青瓷皆称之为成熟青瓷或青瓷,这一概念的转换是极不科学的。{9}”李伯谦先生认为:“《鸿山越墓发掘报告》将过去习称的原始瓷器径称为青瓷,不是没有道理的。{10}”曹锦炎先生认为:“过去陶瓷学界一直将东汉时期上虞小仙坛的越窑产品视为成熟青瓷的标志,但早于东汉时期的瓷器如何界定,仍然是有待探索的课题。从浙江出土的原始瓷器来看,西周晚期已有质量较好的产品,如德清皇坟堆出土的原始瓷尊、卣;春秋战国时期烧造的产品质量更是上乘,如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德清火烧山、亭子山发掘的原始瓷窑址,产品内涵丰富,胎釉结合紧密,烧造温度高,特别是亭子山窑址出土的原始瓷产品,许多器类皆见于鸿山越国墓葬,质量甚至比其更好,与成熟青瓷相比只差一步之遥。西汉时期的所谓“釉陶器”、“青釉器”,质量更是无法与之相比。可见过去将其以“原始”冠名似乎欠妥。{11}”

综合以上的意见,笔者认为瓷器的标准为:只要具备用瓷土、高岭土作坯料、施高温釉、高温烧结三大要素就可以称作为瓷器,根据东苕溪流域的考古发现,瓷器的起源应在商代;西周时期出现了龙窑;而战国时期德清先进的龙窑已可烧制高等级的“官窑”瓷器,亭子桥、冯家山窑址与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标本经理化测试,其烧成温度已经接近1300℃,胎体致密,釉面玻化程度高,可与东汉青瓷相媲美。

从制作工艺看,除形式多样的日用器外,仿青铜礼乐器的制作集轮制、模制、胎接、刻画、点戳、附加堆纹等为一体,器形的多样性、工艺的复杂性和难度与东汉青瓷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战国亭子桥为代表的古窑址群在窑炉装烧技术上承前启后,在以往发明使用泥珠作间隔物的叠烧法的基础上,创新地用粉末作叠烧间隔物。同时创造出形式多样的窑床垫座,以适应不同器物在烧制时抬高窑位,避免生烧。这些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都是开拓性的发明。用瓷器的理化指标再加上工艺技术、装烧技术的综合指标来讨论青瓷成熟于战国是科学的。

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商周时期窑区,无论是生产时间、窑址规模、种类、数量,还是产品质量、装烧工艺等方面,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古代越人是中国青瓷的发明者,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可誉为我国瓷器之源;而东苕溪流域的春秋战国时期窑址群的发现,亦证明了我国青瓷成熟期为战国时期。

五、余 论

《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其骨专车……汪芒氏之君也,守封禺之山者也,”韦昭注曰:“封,封山;禺,禺山;今在吴郡永安县(今德清)。”《史记·自序》云:“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鳝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

德清即夏代“防风氏之国”的“封禺之地”,与文献记载的越国的始封地“封禺”一致。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史记索隐》云:“东瓯破越或破之后,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县也。”

防风氏所守封禺,即越国始封地南海之封禺,不在今山阴之会稽县,而在太湖流域之会稽郡,其地名为封禺,即今武康县{12}。

《史记正义》引《吴越春秋》云:“启使岁时祭禹于越,立宗庙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无余于越,使祠禹,至句践迁都山阴,立禹庙为始祖庙,越亡遂废也。”说明绍兴所有关于禹和越的史迹皆是吴灭越后,句践迁都山阴之事,显然与越国的始封及越国早期都邑无关。

董楚平先生认为:“旧史盛称会稽自夏代以来即为越都,吴越以钱塘江为界,但是绍兴出土的越国遗物,未见早于句践时代者,文化堆积也不丰厚,不像是千年古都。绍兴被称为“大越”,大越之“大”正表明此非越国都城。古代地名凡以大小为别者,“小”多为原居地,“大”多为新居地。{13}”

德清县现已经发现早于春秋时期的以几何形印纹陶为特征的古越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其中不少遗址所在地名都称作“城”。德清的原始青瓷古窑址其烧造年代同样要早于绍兴富盛等窑址,包括土墩墓在内的历史古迹与古代文献的记载一起,证明了德清及杭嘉湖地区与越国的始封地及越国早期都邑之间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德清县封禺是防风氏国的传说中心,“封禺之地”既是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分布地,又是古文献记载中越国的始封之地。东苕溪流域现发现的古遗址群、古窑址群、土墩墓群等文物史迹在地域上属于“封禺”之地,时代及地望均与越国始封地相合,为早期越国都邑的研究提供极为珍贵价值的资料。东苕溪流域的商代窑址的发现,开越国青瓷业一代之先河;西周龙窑的发现,为探索我国龙窑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佐证;而越国最辉煌的越王句践时期的青瓷窑址的发现,不仅代表了战国时期最高的青瓷制作工艺水平,而且具有“官窑”的基本要素,为探讨我国“官窑”的产生和官窑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新的资料。

本文得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元甫先生和郑建明先生的支持与指正,谨表谢忱。

注释:

{1}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永乐大典》本。

{2} a.朱建明:《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窑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9期; b. 潘林荣:《湖州黄梅山原始瓷窑址调查简报》,《东方博物》1999年第4期。

{3}、{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5} 陈元甫:《浙江德清发现战国时期“越国”官窑》,《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16日。

{6}、{9}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管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7} 朱建明:《浙江德清战国原始青瓷制作工艺初探——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原始青瓷器的产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8} 吴隽、鲁晓珂、吴军明、邓泽群:《无锡鸿山越墓出土青瓷的分析研究》,《鸿山越墓发掘报告》附录二,文物出版社,2007年。

{10} 李伯谦:《鸿山越墓发掘报告·序》,《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1} 曹锦炎:《越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和启迪——读鸿山越墓发掘报告》,《中国文物报》2008年1月30日第4版。

{12} 张天方:《浙西最古的史事》,民国三十年浙江《民族日报》副刊7期。

{13}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