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家春秋：考古父女接力发掘文物同迎辉煌

家庭介绍

佟柱臣：1920年出生，1939年开始从事考古工作，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一室(新石器时代)副主任。著有《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中国新石器研究》等多部著作。

佟伟华：佟柱臣之女。1946年出生，原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长期进行山西垣曲商城文物保护及抢救发掘工作，著有《垣曲商城》《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等。2006年，佟伟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文物保护先进个人。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89岁的佟柱臣老人微微眯起眼睛，头略抬起，语速慢，语调却激昂。老人讲述那些记忆中的考古旧事时，坐在一旁的女儿佟伟华不时予以补充。父亲曾走过的考古路，女儿仍在继续。

跨越大半个世纪的考古历程，父亲曾走遍万里山河的双腿如今蹒跚难行，女儿的黑亮青丝已染上白霜。时光见证了两代人对考古难以割舍的执著和热爱。

60年来，我国考古行业从最初的摸索尝试，到建立了完备的考古学体系，考古手段、法律法规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完善。对于考古人来说，历史永远在最深处的远方等待被发现。

去留抉择

1949年，解放后的北平。

时年29岁的佟柱臣面临两个选择：留在北京，或者回沈阳。回沈阳，他可以继续在沈阳博物院任副研究员；留在北京，意味着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头开始，包括生活和事业。

1948年下半年，东北解放在即，国民党开始把沈阳博物院的文物运往北平，佟柱臣和数名同事作为护送人员跟着文物到了北平。没过多久，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佟柱臣等人将这批国民党没来得及运走的文物又送回沈阳。

回沈阳前，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向佟柱臣发出邀请：“来北京吧，来这里你会有更好的发展！”佟柱臣很心动，但他脑子里还是有些斗争。他生于东北，长于东北，凭着兴趣通过自学，走上了考古这条道路，并进入沈阳博物院任副研究员。6年自学期间，佟柱臣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遗址，以及后来有名的夏家店遗址，在东北考古界已小有成就。更重要的是，沈阳方面也力邀他回去。

回沈阳，还是留在北京？一番思索之后，佟柱臣决定选择后者。“我觉得留在北京，学术视野会更加开阔，能做出更大的事。”1949年，经裴文中先生介绍，佟柱臣进入北京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陈列部工作，后进入考古部，先后任陈列部及考古部副主任。

和佟柱臣同来北京的还有妻子、4岁的大儿子和2岁的女儿。1949年，佟柱臣的二儿子在北京出生了。佟柱臣当时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女儿和二儿子相继踏上考古这条路，女儿佟伟华更担起了他曾担过的职务：国博考古部副主任。

短暂春天

19座石棺墓、石斧、石刀、陶碗、陶石等共138件。

1950年，吉林西团山遗址发掘现场，裴文中先生带队的东北考古发掘团在西团山收获颇多。西团山遗址是距今三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文化遗址，是农业由“刀耕火种”进入锄耕的重要阶段。作为发掘团成员之一，发掘的细节佟柱臣现在已难以回忆。他记得由于技术条件不发达，这次考古挖掘清理、测量、记录几乎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辅助，“那时考古队能有个老式照相机，就算条件很不错了。”

在后来撰写发掘报告时，佟柱臣提出了一个建议——将西团山墓葬文化遗存为代表的原始社会遗址的考古文化，命名为“西团山文化”。这个建议后被采纳。西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个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佟柱臣回忆说，建国后，周口店、殷墟两项已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重新开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置考古专业……“当时各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展得很热烈。吉林西团山遗址发掘只是其中之一。”

1961年，佟柱臣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开始致力于中国新石器的研究工作。对于个人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课题需要将全国的各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资料全部收集，同时需要对重要的遗址进行现场考察。当时，由于生活条件、技术设备所限，在野外考察期间，佟柱臣经常步行，翻山越岭，一走就是大半天。“那时考古经费也有限，我的经费大约是一年1000多元，作为个人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佟柱臣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考察、收集标本资料，一走就是几个月，“家里的事都是我母亲一个人料理，很辛苦。”佟柱臣的女儿佟伟华说，但父亲一回家，就会给几个孩子讲他的考古经历，“他经常对我们说，以后你们考大学，也去学考古。”那时佟伟华的心中，对考古充满了简单的向往，“我觉得考古能去很多地方，比在办公室工作应该有意思得多。”

佟伟华开玩笑地说，父亲当年的教育是有目的的，“他是想自己能有个接班人。”佟柱臣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4个孩子考大学时，除了大儿子因不喜欢文科，最终学了数学外，佟伟华和二弟都听从父亲的意见，报考了考古专业。最小的弟弟读历史系，“也是父亲让他报的，后来他对这个不感兴趣，又去学了法律，现在是律师。”

父业女承

1970年，大学毕业的佟伟华被分配到河北邯郸国棉二厂劳动锻炼，在前纺车间当了一名挡车工。女工经常要上夜班，十分辛苦，“看见线头断了，得赶紧接上。每天那么来回地走，线头似乎永远也接不完。一天8小时工作，相当于走70多里路。”一年半后，佟伟华被调到邯郸一所中学教书，生活相对轻松、安定下来。不久她结了婚，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这期间，佟伟华数次写信给省级考古部门，希望能专业对口，调入文物单位，但一直未能被批准。“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苦闷，也想着放弃，想就这么过一辈子算了。”她写信把情况告诉父亲。“他给我写来一封信，让我一定不能放弃考古，说我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不能荒废。”在信中，佟柱臣让女儿直接去找河北省文物部门说明自己的情况，并托熟人帮忙。

此后三四年，每到寒暑假，佟伟华就多了一件事：去河北省文物机构，不厌其烦地找人，说自己的情况。到了1976年，“省里的人说，你也别来了，我们跟邯郸市文物部门打个招呼，你直接去那吧。”于是，佟伟华如愿以偿，进入邯郸文物部门，开始从事考古工作。

真正的转机来自1979年。该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这被称为中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继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国家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佟伟华第一时间报考，并顺利考上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

同迎辉煌

1987年，山西垣曲商城遗址发掘现场。

清晨，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队的考古人员就开始忙碌。那一天对他们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考古队将首次利用直升机，在空中为垣曲商城遗址拍摄全景影像图。

飞机盘旋着在天空飞过一圈又一圈，佟伟华的心情也激动起伏难以平静。“我们等这次拍摄等了两年。”佟伟华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场景仍像是在昨天。当时飞机很难租到，飞机起飞的手续审批、与气象部门的沟通等也非常艰难。

佟伟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博考古部工作，后担任考古部副主任，从1983年开始，她一直在山西从事垣曲东关、垣曲商城遗址的发掘保护工作。“那会儿我们考古队一年的经费才3万，租飞机拍摄就花了3000多元。”佟伟华说，那会儿考古队很少用到飞机，“但航空拍摄对于了解遗址的全貌、获得一手宏观资料，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但到1991年，考古队再次航空拍摄时，用上了热气球，比起飞机，热气球飞行的高度更低，能更细致地拍摄到遗址的情况。到2004年，“我们用轻型航空摄影飞机拍摄了城址全貌，又用当时最先进的测绘仪器——全站仪，绘制了极其精确的城址大比例实测图。”当时全站仪极其珍贵，但是现在，“全站仪已经成了每个考古队的必备仪器。”

佟伟华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考古工作的重视，考古工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80年代考古队一年经费是3万-5万，90年代增加到10万-15万，2000年以后已经有几十万了。除了技术更新快，各种硬件设备也更加完善，到本世纪初，每个考古队配了汽车，还有了专业照相机、摄像机等。“这些变化我在80年代初时几乎想都不敢想。”

女儿忙碌的时候，父亲没有闲着。佟柱臣忙着整理近20年间通过实地调查得到的全国各地新石器的资料，并付诸文字。1995年，220万字的《中国新石器研究》出版了。是年佟柱臣已75岁。

考古学界对《中国新石器研究》的评价是，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石器综合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新石器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家庭付出

2009年6月，佟柱臣家。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为佟柱臣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证书。这一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21名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博事业、成绩卓著、德高望重的同志“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由于部分专家年事已高，国家文物局专门将荣誉证书送到了各位老专家的家中。

得知单霁翔局长的来意时，89岁的佟柱臣很激动，他颤巍巍地接过证书说：“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我们不能吃闲饭啊！”

女儿佟伟华也有自己的体会，她在山西呆了20多年，每年春秋两季主持野外考古发掘，一年中至少有5个月是在野外考古，每天要在野外工作一整天，有时是天寒地冻，雪花飞舞，有时是风吹日晒，大雨倾盆。

“对一个女同志来说，考古是非常辛苦的。”佟伟华说，但这些苦还是次要的，“没法操持家庭、照顾孩子，才是心里最觉得苦的。”她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对家庭感到一种深深的歉疚。她说，父亲对母亲始终心存感激，在多个考古著作的序言中都会提上一笔“感谢我的爱人”。

2007年，佟伟华退休了，退休后她被返聘到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继续承担垣曲商城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原国博考古部主任信立祥是佟伟华的多年同学兼同事和友人。极其熟悉佟家人的信立祥这样说道：一个考古人，最需要的是个人牺牲，是能耐得住寂寞和艰苦，“这种精神，可以说在佟伟华和佟老先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