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爨”诉说当年辉煌 寻找文化史上“失踪者”

在1500多年前的汉末，在远离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西南边陲，曾经出现过一个长达400多年的南中爨氏地方王朝，它的势力范围包括了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东部及越南北方部分地区。爨氏地方王朝统治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云南省曲靖陆良县，爨氏王朝也修德修文，创造了灿烂的地方文化。历史书籍对这段历史少有记载，给南中爨氏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如今，只有保存完好的《爨龙颜碑》、《爨宝子碑》还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辉煌。碑文记录了爨氏的辉煌及汉文化在南中的传播和云南各民族的融合，文体具有魏晋风范，骈俪酣畅；碑文书法独具一格，被世界各地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所赞赏，康有为称其为“楷隶极则”、“古今正书第一”，评为“神品第一”，是研究汉字书法演变的珍贵资料。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更有日籍书法界人士组成的团队远赴陆良寻根觅祖，由于当时政治文化环境受限，他们驻足昆明，远望陆良爨碑行跪拜礼……

相传爨碑所载述的爨氏，是汉末到中唐数百年间云南的统治者，治所曲靖，世领太守，拥兵自重，因远离中央王朝，实际是割据一方的云南王。到刘宋初朝，内部斗争，分裂为东西二爨，东爨以乌蛮即彝族先民为主，西爨以白蛮即白族及傣、壮、纳西等民族先民为主。随着时光的推移，爨由“南中大姓”渐渐变为各部族的名号，二爨碑是为爨氏统治鼎盛时期两位统治者建立的墓碑。这也是爨氏治滇时期唯一的历史遗存。

瑰宝增辉三百字 石碑永寿两千年

小爨碑在现在的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的曲靖一中校园内，1937年由景仰它的人们建盖了一座“爨碑亭”以保护它。

曲靖一中一级教师王永平一直守护在此碑前，研究爨史数载。小爨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据王永平介绍，《爨宝子碑》碑末的东晋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立落款中的“大亨四年”是误用，因东晋“大亨”年号是桓玄篡晋时使用的，一年后桓玄失败。“大亨”年号使用仅一年，次年即不实行，仍用原来“元兴”年号。后来“元兴”的第三年又被改元为“义熙”。爨氏在边远的云南曲靖仍书刻“大亨”此中央王朝不用的旧年号。

“中原改元，爨氏竟不知，此乃是爨氏称霸古代南中地区，独踞一方，偏安南疆，闭关自守的结果和物证，那时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他说。

《爨宝子碑》左下角镌刻有清代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七月，南宁(今曲靖市)知府邓尔恒所题跋文，记述《爨宝子碑》出土及移置经过和评述该碑乃罕见之宝物：“碑在郡南七十里杨旗田(今越州)，乾隆戊戌已出土，新通志载而不详，近重修南宁县志，搜辑金石遗文始获焉，遂移置城中武侯祠。孝晋安帝元兴二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在大亨四年乙巳，殆不知大亨未行，故仍遵用之耳。仪征阮文达(云、贵总督阮元)师见《爨龙颜碑》订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数十年而不为师所见，惜哉！抑物之显晦固有，时与晋碑存世者已鲜，兹则字画光完好，愿与邑之人共宝贵之，咸丰二年秋七月金陵(今南京)邓尔恒识”。1927年，武侯祠毁于战火，此碑曾一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餐风饮露，受阳光曝晒，风雨剥蚀，险遭损坏，后被一寒士张士元发现，搬回家中，以靠传拓《爨宝子碑》的拓片卖钱维持生活，小爨碑才得以保存下来。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小爨碑在用笔、结体、章法上都是神来之笔。据爨体书法家陈正义介绍，《爨宝子碑》碑文的笔画结体在隶楷之间，还有篆书遗姿，极具刚健雄强的时代艺术特征。其书体笔画结体艺术变化无常，忽隶、忽楷、忽篆掺拌，可谓是“三体合一”的融合体，古朴浑厚而奇巧；书法艺术内刚而外柔，方笔遒劲，就像刀凿斧击而成，拙中带巧；字体参差有趣致，同字异写，无一字雷同；章法布局艺术大小错落，彼此顾盼，首尾呼应，气贯全篇，任其自然，和谐统一。《爨宝子碑》是兼有字体美、笔画美、章法美、镌刻精美的碑刻艺术珍品。其点画、字形、行气、篇韵都浑然天成，潇洒且轻快。它问世后，即为世所重，为金石书法家所喜爱。

汉经以后音尘绝 惟有龙颜第一碑

《爨龙颜碑》立于公元446年，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碑无论从形制到内容，还是从历史到书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爨龙颜碑》，全名《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始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距今为1541年。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较大，高3.88米，宽1.46米，字数亦多，除碑阴题名外，仅碑阳即存文900余字，故称“大爨”。它是现存晋宋间云南最有价值的碑刻之一。

据陆良县文物管理所王宏斌介绍，碑文追溯了爨换家族的历史，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为后人研究爨换家族及晋南北朝时期的云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碑文说：爨氏的祖先，最早为颛顼，战国为郢楚，汉代为班固，至汉末“采邑于爨”，以为姓。虽其先祖是否为颛顼、郢楚、班固，难以考查，但爨氏是中原流播南人的汉人则较为明显。

“爨龙颜碑，词采富丽，文笔凝炼，富于感情，反映出南中知识分子爨道庆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就书法而言，笔力雄强，结体茂密，继承汉碑法度，有隶书遗意，运笔方中带圆，笔画沉毅雄拔，兴酣趣足，意态奇逸。”陈正义说。

有人将它与嵩高灵庙碑相比，认为“淳朴之气则灵庙为胜，隽逸之姿则爨碑为长”，“魏晋以还，此两碑为书家之鼻祖。”(范寿铭：《爨龙颜碑跋》)由于书法精美，常有千里之外觅拓本学书者。民国年间，有人伪作“元丰二年(1079年)春社祭祀日十二世孙吉如手拓”的“古本”，以“五百金”高价出售。有人受骗，还自以为得“宋拓最初之本”。

除正文之外，碑阴还有很多题名，是研究云南地方史，尤其是研究爨氏家族史的重要文物。原碑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东南20里的贞元堡，早在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就有述及，明代正德《云南通志》也有记载。清代道光时，云贵总督阮元在荒芜处发现了它，后由知州邱均恩建亭保护，现仍存贞元堡小学内。

“大爨碑碑体制与小爨碑相类，同为隶楷兼工的书体，但又别有一番气象。其书意雄伟强劲，笔力千钧，气势宏阔，意境博大深远，笔致参差，如刀砍斧凿，方笔圆笔兼用，刚猛柔韧相济，实为碑体极致。就方笔而言，比64年后的碑中精品‘张猛龙碑’浑厚大方，气度雄浑；就圆笔而言，比53年后的名碑‘郑文公碑’凝重沉着，挺拔劲利，已达雄秀刚柔相融互化的神境。”陈正义说。

二爨高美冠古今

因为爨氏统治时间长，爨由姓氏而成为族称，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认真研究的课题。

尽管在爨龙颜碑中记载其身兼四种官职，但史籍中对其任的主要官职“刺史”却了无记载。究其原委，就是当时朝廷无力治理云南而“遥授刺史”，仅仅实行名义上的统治。“刺史”便成为爨氏自我封授的官职并祖孙世袭，是名副其实的“土官”。“从诸葛亮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为官属，发展到爨氏土官祖孙世袭，可视为后来元朝在云南实施土司制度之滥觞。研究云南土司制度，爨氏土官祖孙世袭的这一历史现象，显然是不能忽视的。”王宏斌说。

二爨碑名重千古，清末曾有诗人前来拜读二碑，写诗感怀道：“法书二爨足珍奇，朴茂萧疏世几知，邂逅偏适嘉客至，挑灯逆旅对读碑。”据王宏斌介绍，抗战期间，有位专习二爨碑长达30年的书法家卢蔚乾，专程赴曲靖观赏小爨碑以了夙愿，可是小爨碑亭内驻有军人，只得隔窗窥看。他口占一绝云：“寻碑万里曲州来，悯怅碑亭锁未开，窗外共君窥宝子，绿荫檐下几徘徊。”第二天，他又赶去陆良访“大爨”，幸而得见原碑，欣喜若狂，立笔题诗道：“攀车冒雨访龙颜，路人贞元黝室间，感尔殷勤伴摩抚，夕阳西下泛舟还。”

清代以来，国内名家如阮元、桂馥、康南海等，题跋注释，竞相传拓，载入各家文集或金石录著作者，不下数十家。东亚、南亚各国如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等国的文人墨客，经常集体或个人不远万里来曲靖参观瞻仰，甚至欧美人士也多有来曲靖一睹爨碑为快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集体参观就来过十余批，多至百人以上；美国学者也来参观瞻仰过，至于国内各界人士的参观临赏，那就更是络绎不绝了。

可叹爨氏地方政权势力雄踞古代南中(今云南和贵州及四川的西南部之称)地区400多年的历史，留下的只有曲靖的《爨宝子碑》和陆良县的《爨龙颜碑》这两通并称“二爨碑”的碑刻文物，记载着爨氏族史和历史文化艺术的蛛丝马迹，使人难以窥其全貌。爨氏其它历史文化艺术遗物是些什么？到哪里去了？

“曲靖政府正有意向建设爨历史博物馆，设想将爨碑中所记载还原实物，让更多人了解这已经消逝的文化，而不是盲目地炒作和跟从。我们也将鼓励学者、书法家们客观地继续去探究爨历史的渊源。”云南省文化厅厅长黄峻说。

寻找文化史上的“失踪者”

“兴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加火烧”——这是一则关于爨的字谜，《广韵》注为“七乱切”，今读cuan，去声，本意是烧火做饭，后又假借为姓氏用字、剧目名、古星名。

对于很多人来说，爨字十分生僻。它逐渐被人关注，主要源于云南曲靖的《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等。爨碑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广泛肯定与认同。与之同时，热心的人们一直好奇，爨碑背后是否存在一种独特的文化——爨文化。许多研究者为之付出了心血，但研究成果各异。

有人认为作为南中大姓，爨氏家族虽然曾雄霸云南数百年，却并没有构成区别于汉文化的独特文化形态。

因为，作为物质载体的爨刻石碑，主要是以汉族的君王意识、功德观念为主，书法体现的是汉字从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过程，而且现在也很难界定哪些风俗习惯为爨文化遗存。

有人则认为，爨氏作为班固的后人，迁往南中后，通过与少数民族积极通婚，传播汉族文化，吸收当地文化，实现了夷汉文化的交融。文化多样性、包容性正是爨文化的核心特征。

不管如何，那一段历史是消逝了，正如中国若干部断代史一样。这些消逝的历史，千差万别，有的有因可寻，譬如战争、饥荒、灾害所致，有的则无疾而终，比如楼兰古国。无疾而终者，主要因为缺乏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然而，它也是最能激发出人们求知与探索欲望的。

爨文化引起诸多关注，正源于文化的探秘性。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能填补日常生活的平庸与干枯，还在于能激发勾连过往与未来的想象力，从而去探寻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永恒命题。

一次全新的历史考证，一段崭新的文明叙述，其带来的乐趣，不亚于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的发现。许多人慕名前去云南临摹拓帖，除了对书法艺术的爱好，还是对消逝了的历史文化，一种本能的膜拜与崇敬。

追寻文化史上的失踪者，与人类对于自然和宇宙的好奇心是相通的。古今中外，都有案例，譬如，“从天而降”的玛雅文明、“一夜之间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大陆。诸多失踪者，从一个侧面累积成了不为人熟知的历史。

文化史上的失踪者，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有的的确杳无音讯，比如古格王朝；有的则是被有意遮蔽了，比如曾经与儒家学说比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墨家学派；有的则纯粹是被重新改写了。

文化现象纷繁复杂，历史描述千差万别，逼近真相，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学术证明基础上。至于爨文化属于哪一种失踪者，或许还得需要专家学者们做进一步的努力。

由爨文化的颇受关注，我想起另外一个话题：方兴未艾的文化旅游热以及地方史研究热。

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与地方文化史研究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地方。

比如，各地都推出文化品牌，草原文化、河套文化、夜郎文化、齐鲁文化等等。在这些“省立”品牌基础上，再按照市县，细分若干二线品牌、三线品牌，均冠以某某文化之名。

如此多的“文化”，虽然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丰富的多样性，但也带来了文化记忆与认知的混乱。比如湖湘文化与楚文化到底差别在哪儿呢？中州文化与中原文化哪个更确切呢？滇文化与爨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地方文化史研究的红火，满足了地方文化发展的需要，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我们也得保持清醒的认识：并非每一段历史、每一处典故、每一个地域，都能以文化冠名。一种文化形态能成立，必须有着鲜明的特质。

至于个别地方，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或拔高本地区文化的地位，或在历史名人的籍贯问题上大打口水仗，甚至不惜花钱收买学者专家，歪曲杜撰历史事实，制造文化假象，这样的文化研究，不仅不利于文化的传承，而且，也不见得对经济有多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期待能发现更多的文化史上的失踪者，以此来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大观园，正如我们期待更多人去关注爨碑，去研究考证爨文化一样。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因为我们今天的追寻与叙述，未尝不会给明天留下误解。不可一味沉浸在找寻失踪者的兴奋中，甚至过分夸大它们的意义，因为弄不好，历史文化本来的面貌会再次成为失踪者。

文化研究中的好奇与谨慎，最终都是为了让中华民族文化这棵大树长得更好，花儿开得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