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串联海陆“丝路” 当年天下陶瓷在此集散(图)


核心提示
■2007年12月22日,“南海1号”出水,在众多文物中,嵌在凝结物中的完整漆器木盒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考古专家分析认为,历经成百上千年仍能光鲜如初,是扬州漆器的显著特点,出水的漆器很可能产自扬州。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海上丝绸之路”表演以恢宏的气势,将极具“中国元素”的东方文明向世界作了精彩解读。
■2009年4月11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关注新型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报告中,阐述了扬州等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扬州与泉州、广州等5个城市被国家文物局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
一颗明珠串联两条丝路
公元前486年,扬州建城。凭借占据控江扼淮之利,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扬州在唐朝进入第一个鼎盛时期,与交州(今越南)、广州、杭州并列为唐宋“四大名港”,是中国与各国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口岸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港口城市。
隋唐以来,运河使扬州成为南北、东西水陆交通的总枢纽。大运河一头连着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洛阳,一头连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扬州。扬州凭借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的独特位置和大运河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作用,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这使扬州不仅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中心,同时也成为国际商业都会。
唐代,不少来扬州的波斯与大食人都是由波斯湾沿海经马六甲海峡和北部湾抵达广州,然后从陆路转由梅岭等通道,经洪州(今南昌)入赣江,循长江经停扬州,再从扬州经运河北上抵达中原,或抵达广州后,再直接沿大陆架北上,从长江到达扬州港。其时,新罗、高丽、日本、波斯、大食、婆罗门、昆仑等国来扬长期居住经商者达数千人。8世纪中期,扬州对内对外商业经济地位已跃居全国首位。
“安史之乱”后,唐朝减弱了对西域的控制,陆上丝绸之路被阻隔,海上交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路线,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进入发展的巅峰。唐代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后,扬州临海、濒江、通运的地理优势更为突出,作为亚洲大陆沿海最繁华的商业都市,扬州成为唐朝吞吐四海、沟通宇内的主要窗口。
到了宋代,因为战乱,陆上的贸易全面取消,此时有很多朝鲜人和西亚的商人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扬州,而此时瓷器成为中国外贸的主要商品远销各国,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等地的瓷器集聚扬州,出口到南亚、西亚、东非、北非等地。
随着元王朝用兵东南,一度沉寂的海上丝绸之路又活跃起来,来自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的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扬州成为他们北上大都或南下航海的必经港口。其中许多人或是在这里从军,或是在政府做官,或是从事贸易活动,或是传播宗教,还有不少人永久居留在扬州。北来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通过大运河从洛阳、长安等地运抵扬州,通过外贸市场,进入外国经销商的手中。同时中东波斯湾地区的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从海上丝绸之路,经大运河运抵京城。


陶瓷:见证海上丝路繁华
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在扬州,东西方频繁的贸易往来留下了众多历史遗存,其中最具代表性、最能证明扬州海上丝绸之路无比繁盛的,当属陶瓷器皿。
从唐代开始,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据市文物局副局长顾风介绍,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扬州境内的古墓葬、古遗址,尤其是城市遗址中,不断发现数量可观的完整陶瓷器皿和碎片,它们来自国内南北各地的窑场。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没有发现哪个城市的遗址出土过像这样品类丰富、窑口齐全的优质贸易陶瓷,即便是古代著名的港口城市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和泉州也不例外。
“例如,我市曾出土过刻有阿拉伯文字的长沙窑瓷水壶,文昌阁一带出土过大量公元9—10世纪的贸易陶瓷碎片,这些瓷器与南亚、西亚、东非、北非等地同时期一些著名城市和港口遗址出土的中国外销陶瓷标本的类别非常近似或完全一致。”顾风说,这足以证明,扬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陶瓷外销口岸。“南宋时期,泉州后来居上,但从扬州出土的宋元陶瓷标本仍然包括了当时南北主要窑口的产品,数量巨大,品种齐全,外销特征明显。如此丰富的陶瓷器皿批量出土,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1998年,在印尼爪哇岛工作的德国人沃特法海在婆罗洲与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现了大量中国古代沉船,其中最著名的是“黑石号”。船上出土的67000件中国瓷器,主要烧制于公元9世纪上半叶的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和广东等地的窑口,同类瓷器在扬州都有出土,特别是三只唐青花瓷盘,在中国只有扬州曾出土过这样的唐青花瓷。此外,“黑石号”上还发现了30多面铜镜,部分铜镜刻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的铭文。结合出土文物及分析航线,中外专家一致认定,“黑石号”是从扬州出发的,目的地可能是伊朗的西拉夫。
东西文化经扬州交流融合
“这些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扬州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顾风说。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开创了东西方商品交换的新通道,同时,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打通了时空的阻隔。中国与日本、朝鲜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经扬州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碰撞、融合。
儒教东传的文化出发点是扬州。晚唐时新罗人崔致远赴长安求学,后在扬州淮南幕府为官五年,归国后无论是身在仕途还是开坛讲学,都推崇孔子、倡导儒学,对韩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韩国被奉为“东国儒宗”、“百世之师”。
扬州是佛教东传的关键环节。公元732年,日本青年僧人荣睿、普照随第九次遣唐使丹治比广成来到中国。他们在长安研究佛学10年,听说鉴真大师是佛学大师后,便往扬州大明寺邀请僧人东渡传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后传去了律宗,在日本从鉴真受戒的弟子有4万余人,日本佛教界奉鉴真为律宗之祖。
据了解,唐扬州是日本遣唐使必经之地。从唐初开始,日本就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以最大限度地从唐朝先进的文化中汲取养分。日本前后实际派出13次遣唐使团,9次是经扬州到达长安的。其中,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人数多达650人,就是在扬州登陆的。
扬州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立脚点。唐武德年间,穆罕默德门徒4人来华传教,其中1人传教于扬州。南宋咸淳年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第十六世裔孙普哈丁来扬传教,主持建造了著名的仙鹤寺,该寺与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麒麟寺、杭州的凤凰寺齐名,同为我国东南沿海伊斯兰教四大清真寺。普哈丁归真后,人们在古运河东岸土岗上修筑了墓园,先后又有南宋、明清多位西域先贤归葬于此。
顾风表示,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扬州是国内唯一一座集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文化线路遗产”于一体的城市,这充分说明了扬州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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