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牙宝函横空出世

香港《文汇报》10月8日发表张敬伟撰写的文章说，十·一长假期间，山东兖州兴隆寺传出好消息。考古人员在兴隆塔地宫内发现石函、鎏金银棺、金瓶等一批珍贵文物。经考古鉴定，石函、鎏金银棺、舍利金瓶为国家一级文物，舍利碑刻、玻璃瓶为国家三级文物。其中长约7厘米的佛牙还在鉴定中，也许会给人们更大的惊喜。据悉，兴隆寺佛牙宝函的发现可堪媲美法门寺宝函，对历史文化研究、佛教史研究、绘画艺术研究、制作工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文章摘录如下：

舍利宝函是为瘗埋佛骨舍利的成套容器，肇始于北魏佛教兴盛时期，发展于隋，全盛于唐。佛骨舍利，在佛教发祥地天竺是用罂坛盛放，佛教东渐中国，北魏、隋唐等则采取建塔瘗埋佛舍利的习俗。据考古实证，北魏时期已有建塔并在塔基中用石函包敷佛骨舍利的故事。这从河北省定县发现的玻璃石函舍利可见端倪。到了隋代，石函内部盛装舍利的容器已经非常精美，但此时尚未形成地宫。

盛唐以降，瘗埋舍利的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下特点：一是在佛塔之下构建地宫；二是皇室异常重视，按照中国传统的墓葬礼仪进行舍利容器的设计，逐渐形成了地宫、石函、金棺银椁等形制。最早的金棺银椁盛始于高宗李治时期，武则天对其更是重视，武则天曾将法门寺舍利迎奉到洛阳皇宫，“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唐释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足显当时唐皇室对佛骨舍利的尊崇之意。三是上有所好，下有附焉。皇帝喜欢佛骨舍利的奢靡之风也使得王公贵族和大臣们跟风流习，形成豪华建塔瘗埋舍利之举。终唐一代，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现代考古发现就有甘肃省泾川大云寺塔基、陕西省临潼庆山寺塔基、江苏省镇江甘露寺塔基和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的以金棺银椁为主的成套舍利容器。其中法门寺地宫和佛指宝函明显具有唐皇室瘗埋的特点，所出均为国宝级文物。

就唐代的舍利瘗埋制度而言，早期具有相当的文化意义，如昭示佛教的中土化，如体现盛唐容纳百川的开放心态等。而后期则既体现体制内对佛教的迷信和膜拜之风又凸显奢靡之风，这从韩愈谏迎佛骨而遭贬谪的史实中即可窥出中唐以后佛教文化的异化。唐代瘗埋舍利制度的奢靡之风到了宋代已经式微。宋从节俭，又恪重儒教文士，立国以文人治天下。所以，兖州兴隆寺具有唐代风格的舍利石函、鎏金银棺、舍利金瓶才显得异常珍贵。

近五十年来，宋代舍利塔基的考古发现足有十余处，舍利宝函除头层石函外，内里多为各种材料的函盒、瓶子或佛塔、佛像等，内含金银棺椁的很是少见。总括起来无非以下几种：一是用幢安放舍利，如1956年发现的金华万佛塔地宫中的六角形经幢，幢身刻法舍利；二是用函、盒盛放舍利，函盒的材料丰富多彩，有银器、漆器等；三是以塔和瓶盛放舍利，如浙江瑞安慧光塔基下地宫中的描金堆漆舍利函内置盛舍利的银塔、银瓶、刻花琉璃瓶。银塔，四面七层，须弥底坐座。第一层四周有勾栏，其他六层四面都有佛像。塔刹用链条与顶替层四角相连。每层四角系铃。银瓶，刻纹，錾字。(见戴俊英《中国古代的舍利的瘗埋制度》)四是函内的塔、瓶、棺皆安放舍利。

和宋同时期的辽夏金的舍利瘗埋制度也大体相似。总之，到辽宋夏金时期，瘗埋舍利的宫室形制已经渐趋简陋，除舍利地宫外，还出现了舍利天宫等。但是安置舍利的方式已经很少用金银棺椁，供养品也开始多样化，但是从今人的眼光看，其文物价值远非唐代可比。

正因为如此，兖州兴隆寺的鎏金银棺和舍利金瓶才弥足珍贵。宋代被今人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文人治世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但终两宋300余年，宋代艺术传世至今者大约是瓷器、书画等。而宋朝绝少墓葬、宗教和壁画、雕刻等方面的艺术，这一方面是因为宋代黄陵不事奢华，加之“靖康之乱”将北宋诸皇陵湮灭于当时之故。南宋诸皇帝南迁临安，也承祖宗遗训，加之江南水濡之地，不宜建造奢华陵墓，因此从两宋帝陵发现壁画石刻之类文物的可能性极少。如前所述，由于北宋不重佛教，瘗埋舍利的考古发现也不像唐代那样有丰富的文物藏品。而兖州兴隆寺发现的舍利宝函，恰恰弥补了北宋出土文物的缺憾，一方面是兴隆寺石函的刻画十分精美和完美，体现出宋代壁画和石刻的真正水平，另方面是该石函上刻画众多的护法神，也是首次发现。还有就是，这一媲美唐代瘗埋舍利形制的考古发现，亦可从中了解中国佛教墓葬礼制和艺术传承的路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