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考古发现：遗落在西天山的青铜之光

      阿敦乔鲁成了考古学者眼中的“石头迷宫”，这里蕴藏着久远的文明与秘密。主持阿敦乔鲁考古工作的负责人丛德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1月30日，丛德新在乌鲁木齐参加“2014 年度新疆文物考古成果汇报暨考古与历史文化宣传创新研讨会”之余，接受了记者专访，详尽揭秘了2014年在阿敦乔鲁的最新考古发现。

考古队员工作中

丛德新在阿敦乔鲁考古现场

遗址周围的岩画上有鹿的图案

盖板保存完好的石棺

      我国首次发现排墓，墓主系欧罗巴人种

      记者：阿敦乔鲁考古工作，从2011年立项，自2012年起展开大规模发掘，几年来一直持续进行。2014年6月下旬至9月上旬，你率领的考古队在阿敦乔鲁又有什么发现？

      丛德新：阿敦乔鲁遗址方圆7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量遗迹，其中阿敦乔鲁墓地现存60余座石板墓，30余座石堆墓。2014年的主要工作，是对北部居住遗址进行小范围解剖，重点对成组的“排墓”进行清理。其中，有一组石板墓中并列着七个石棺，我们当时称“七仙女”。

      这组排墓裸露在地表部分的形态呈现的是一组长条形由石板构成的石围遗迹。挖掘至地下，七座石棺从北向南依次摆放，墓坑一个挨着一个。所谓“石棺”，与常人想象的整块巨石凿出的不同，而是在墓坑中先放入四块大石板，两长两短，形成坚固箱体，上方再盖石板，石棺底部是砂砾石的地面，不铺石板。

      仔细清理后发现，偏南首座较大石墓可以确认为是这排墓葬的主墓。从地表结构分析，该石围建筑之初，即为完整闭合四面石围；之后不断向北、向南接出石围，其中北面石围口并未封死，预留了空间，以便后来在其北侧依次埋入逝者，摆开六座石墓。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墓穴大小、距地表深度不完全一致。但地表可以看到最后完成的完整状态，即一条南北方向的排墓形态。此类由石围构成的、由多座石棺组成的家族式排墓，在我国系首次发现。

      记者：这些4000年前的往生者，无疑会透露出一些信息。这七名墓主之间有何联系？借助于现代检测手段，能否分析出其人种信息？

      丛德新：排墓之中，完整主人的入葬姿势均为侧身屈肢，头西脚东，面朝北部山脉。就埋葬形式而言，这排墓葬中的人，一定比其他墓葬中的人关系要近。特别之处，七座中有三到四座是火葬碎骨入殓的。我们推测，这些人是在去外面游牧或其他活动的途中逝去，或在夏季，只能就地火葬，他人将碎骨带回阿敦乔鲁入殓，以保留统一下葬礼仪。

      在阿敦乔鲁，距排墓约300米远的东侧小山中心，有座整块大石因脱落而成的“石舞台”，宽近9米，高约6米。我们在其附近找到一些人工遗迹，所以推测，“石舞台”有可能是当时的祭祀台。这意味着阿敦乔鲁或许是当时这个部落或集团相对重要的地方，也成为逝者长眠的选址。

      此前，对阿敦乔鲁其他墓穴发掘的人骨检测DNA数据显示他（她）们是典型的欧罗巴人群。与现有已知的人类基因数据相比较，其非常接近德国人的人种数据。这意味着早在4000年前，这些到达了西天山两侧生活、游牧的人群中，依旧保持着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的特点。

      岩画上鹿、羊奔腾，灵石崇拜延续至今

      记者：2014年在阿敦乔鲁墓葬中首次发现了鹿角，而周边散布的很多巨石岩画上，除了羊的形象，鹿也是最多被刻画的。

      丛德新：墓葬中鹿角的发现，说明当时博尔塔拉河流域的低山区域的草林之间，很适合鹿的生长。在阿敦乔鲁附近山谷中，很多巨石上也密布着鹿、羊的岩画。我们推测，这些岩画年代与阿敦乔鲁的遗址与墓葬是有一定联系的，很有可能，部分岩画与墓地年代是同时期的。

      记者：阿敦乔鲁似乎与石头有着不解之缘，遗址中发现大量石构建筑以及石板墓、石堆墓，还有巨石古“祭祀台”，周边还存有石人遗迹。而从地表观测，这里散布着许多巨石，有些巨石还被现今当地蒙古人崇拜着，譬如传说可求子祈福的“母亲石”。以上石头因素间，是否有着某些承袭关系？

      丛德新：阿敦乔鲁地貌是冰川时代的遗留物。远古由冰川裹挟而下的石块，因冰川退却显现出来，留下许多巨石很醒目。

      温泉县及北疆有很多石人遗迹，现存石人九成以上面目为扁脸，系突厥时期的（即隋唐之际）遗物，年代较之阿敦乔鲁遗址晚得多。距“七仙女”排墓一两公里处，现遗存一座小型石人墓，还未正式发掘。其地表遗留石头形式与“七仙女”排墓并不一致，二者是否存在联系，还未获得充足证据。

      而关于“母亲石”，传说是近代才形成的。蒙古族对山川灵石有崇敬情结，几百年以来定居于博尔塔拉河流域的蒙古族，他们对阿敦乔鲁地貌抱有特殊的感情，加上母亲石特殊的物理形态，后来逐渐形成传说。“母亲石”崇拜与阿敦乔鲁遗址，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为中国考古学者走出去找到落脚点

      记者：如您所述，阿敦乔鲁曾居住过欧罗巴人种，而今此地却没有一星这些人的痕迹。历史长河中，这群人最终流向了哪里？

      丛德新：这涉及到这群人的文化属性。部分学者推测，阿敦乔鲁遗址的内涵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以下简称“安氏文化”）相近。后者最早发现于前苏联境内，后来在哈萨克斯坦亦有发现。在我国，直到近些年在新疆阿勒泰、伊犁、博州的考古发现，安氏文化的因素才被考古学者渐渐辨识出来，如：出土器皿、埋葬方式、墓葬形式、人种检测数据等。

      以往考古学界认为，安氏文化由北向南传播到今新疆地区，年代已较晚近。但从西天山阿敦乔鲁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天山地区的年代出现并不晚，在公元前19到17世纪，可能已陆续发展。那个时期，西天山很可能已是相对重要地区，与周围文化是互动的，而非单向接受的，也存在阿敦乔鲁自身文化向周边影响的可能性。

      记者：从地理位置上看，阿敦乔鲁遗址位于中亚草原腹地，处在北方草原带与东边农业区的缓冲带，考古学者认为它更像是历史的一个“漩涡”。人群流向、时空更迭在这里短暂停留后，或再向东、向西、向南传播。其地域的重要性，产生过的文明无疑与中亚草原文化有着关联性。中国考古学界近些年一直在倡导“走出去”，阿敦乔鲁的发现是否有着意味深长的意义？

      丛德新：新中国考古发展几十年，以往关注国内考古相对多一些，对周边考古情况只是通过学术交流来了解学习。现在中国考古界有个想法或愿望，到周边国家做考古工作，通过中国人自己，对周边地区乃至更遥远的国家文化有个亲身认识。在做这些工作之前，应在学术连接点上，要有一些较好的立脚点。考古界常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阿敦乔鲁的发现不容小觑，让我们自己有了标杆，到中亚地区考察交流自然心里有数。

      几个月前，在针新疆阿敦乔鲁的交流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德国、美国学者已开始关注阿敦乔鲁的发现。他们认为，该地区很重要，以往被了解的很少，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发现，跟世界考古学材料联系在一起了。让世人首次了解到西天山的青铜文明，将学界对中亚地区古代文化研究的热点重燃。中国学者的言论或观点，在国际学术平台上也将越来越引起重视，话语权逐渐增多。

      2015年，阿敦乔鲁的考古工作仍将继续。对遗址进行更全面剖析，对重点墓葬进行发掘，甚至包括对石人墓进行正规考古发掘。或许，一些未解之谜会找到答案，或许，又会涌现一些新谜题，阿敦乔鲁会始终予人们以无限期待。（王素芬)

      延伸阅读

      阿敦乔鲁遗址重大考古发现

      考古队员工作中 丛德新在阿敦乔鲁考古现场2013 年在阿敦乔鲁遗址（居址）内发现了研磨棒、大麦、大芸（肉苁蓉）孢子粉以及家马骨（骼）等古代动、植物遗存。其中，大麦颗粒的发现，对厘清古代中国大麦的传播路线有着重要意义。

      马骨骼检测出系驯化马（家马）骨骼，其要早于殷墟四五百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将中原黄河流域出现家马的脉络又向前理清一步。阿敦乔鲁可能是驯化马走向内地的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