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国”寻踪
东晋咸和七年的一个冬日,以徐孺子墓作地标,南昌县城以南20里,一位尚书左丞被改葬梅湖,在1676年之后,墓中陈旧古老的铭文砖帮助后人揭开了他的身世。意外的是,这块铭文砖上出现的“豫章国海昏县都乡举里”字样,却是江西考古界的首次发现,意义非凡。“豫章国”一词的称呼是否意味着在当时南昌历史上有过一段封国历史?它能给考证豫章故地带来什么样的启示?重新打量历史,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线索。



去年11月,南昌市梅湖农民公寓的破土动工敲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墓,其中一块刻有墓主身世的铭文砖引发了诸多猜想。
“豫章国”为首次考古发现
在南昌历年考古发掘中,有关“豫章”的文物发现并不少见,但在梅湖古墓之前,刻有“豫章国”字样的实物从未发现过,先来看看记录。
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上海介绍,1974年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发现两晋时期吴应墓,出土名刺2份,其中一份写着:“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2007年9月,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八大山人梅湖景区工地发现一座两晋时期合葬墓,发现两份名刺,一份写着“豫章郡海昏县都乡吉阳里骑都尉周涉年五十六字子常”,另1份字迹不完整,写着“问起居,海昏,字子常。”从这两座墓葬时间来看,与这次在梅湖新发现的古墓时间都属同一时期,葬俗都是按照这个时期的固定格式,无一例外地都介绍了死者的籍贯和姓氏,格式相近,用词恭敬,但只有这一次发现了“豫章国”之称。
东西两汉江西并无“豫章国”
找不到其他实物,最明白的看法只有趴在历史门缝里从头看起。
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教授陈金凤认为西周建立,行封建之制,分封70余国,经历过了春秋战国,直到秦朝一统天下,开始设郡、县体制,其中就设立了九江郡,郡治在今天的安徽寿县,在今天的江西境内设有7个县。西汉初期,汉高帝采取郡县和封国并存的制度,分封侯国和王国,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
那个时候江西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拥有的第一个名字虽然是豫章,但在公元前202年,设置的只是豫章郡,郡治南昌,下辖18县,分别为南昌、庐陵、彭泽、鄱阳、馀汗、柴桑、赣、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历陵和建成等,分布地域为赣江、盱江、信江、修水、袁水沿岸,与后来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但分封使得侯国与王国割据一方,导致了西汉中期“削藩”的困难,也为“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到了汉武帝中期,实行“推恩令”,基本废除了王国体制。
就江西而言,汉武帝时划全国为13个监察区,称13部州,此时的江西属扬州。后来王莽改豫章郡为九江郡,东汉时期仍以豫章为郡名,郡治仍在南昌。
可见,东西两汉,江西境内并无“豫章国”。
西晋人的记载佐证“豫章国”
陈金凤从事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多年,他说根据史料记载,直到三国时期,魏、蜀、吴又开始实行封王之制,但王的权力大为削弱,相较之下,孙吴各地王的权力要大些,因豫章地处孙吴紧要之地,吴国也曾立豫章王。到了晋朝,开国之君武帝司马炎鉴于魏朝无宗室护持,而导致政权易手的教训,重建分封制,在全国封27王,王的权力大增,掌所辖王国的政治、军事、行政大权,但这也成为“八王之乱”的重要原因。“整个两晋时期,江西属江州,以州县体制为基本,但在西晋分封之始,仍在江州境内设置了‘豫章国’。”他说。
西晋时期有两个人必须提及,述说他们的故事不仅能说明“豫章国”在西晋时期是一直存在的,更为那段历史增添几声欷歔感叹。
第一个人就是司马炽,他最初的身份就是豫章王,他的命运之路极富戏剧性。据《晋书》记载,290年司马炽被封为豫章王,在晋惠帝在位期间爆发的八王之乱中,司马炽并未加入乱事。司马炽本人并无雄才大略,他后来担任散骑常侍,301年赵王司马伦废晋惠帝时,司马炽的散骑常侍也被罢黜;晋惠帝复位后,司马炽改任射声校尉,304年出任镇北大将军,同年被立为皇太弟。但是立皇太弟,却是朝廷政权对立之下的意外结果,因为司马炽本人并没有权力的野心。
306年晋惠帝死后,曾经的豫章王司马炽即位,称晋怀帝,但是政局为东海王司马越把持,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渐严重。311年3月司马越去世,司马越的军队在护送司马越的灵柩回到东海封国时,与反晋军队作战大败,十万人全被歼灭,西晋的最后一个可作战的力量也被消灭,西晋已经没有可战之兵。
311年,前赵的军队攻入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史称永嘉之祸。之后晋怀帝被送往平阳,封为会稽公,并被囚禁。313年的一月,司马炽在正月的朝会上被命令为斟酒的仆人,有晋朝旧臣见此号啕大哭,不料给司马炽引来了杀身之祸。不久,亡国之君司马炽便被用毒酒毒杀,享年30岁,葬处不明。
在内忧外患丧乱起的西晋时期,还必须说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地位虽然远远不如司马炽高,但名气却很大。而且根据史料所载他的内容,也可以确定“豫章国”在西晋时期存在过。陶侃,江西鄱阳人,东晋大司马。《晋书·陶侃传》有他的详细记载,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曾任武昌太守、荆州刺史、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可算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颇有建树,但在他成名之前却屡受歧视。
《晋书》有载,“陶侃微时入京师,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日卓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日卓:‘奈何与小人同载?’”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了,西晋确实设置了“豫章国”。这句话同样可以反映出西晋时代背景。陶侃家住在溪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可见他是少数民族,当时西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在选官上信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可身居要职,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小人物陶侃呢?这也不难看出,为什么陶侃会被称作“小人”了?
“豫章国”当止于六朝之陈朝
梅湖古墓改建时间为东晋时期,铭文砖上又说“豫章国海昏县都乡举里”,意味着“豫章国”在东晋的存在。“的确,东晋时有豫章王之设,但王的权力已大不如西晋,‘豫章国’之说在这个时候渐渐式微。”陈金凤说。
到了南北朝时期,“豫章国”随统治者宗室政治需要,因时因人而设,并没有一以贯之。如刘枕宋设有豫章王;梁武帝时萧综、萧栋为豫章王,不仅如此,在梁朝时“豫章国”是一直在维持的。就目前可见史料,“豫章国”当止于六朝之陈朝——陈朝时曾封陈叔英为豫章王,《南史》记载说,陈叔英字子烈,陈宣帝第三子,初封建安侯,宣帝即位,改封豫章王。历为东扬州、南豫州、江州刺史。后主即位,迁至司空。隋军渡江,掌石头戍军事,兵败之后,降于隋将韩擒虎,隋炀帝时为涪陵太守。
到隋唐以后,已不见豫章王的称呼了,但封建之制的影响仍不小,如明朝曾分封不少实力很大的“王”,江西宁王朱权的五世孙朱宸濠,在继承爵位后,野心勃勃谋求最高权力,但只有一个多月,其叛乱就被平定。渐渐地王国体制不复存在。
“纵观历史上设立的‘豫章国’,也可说是豫章王国,是江西境内以今南昌市为中心的‘王’封邑,‘王’享有极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是控制和稳定地方的基本力量,对相关的州郡县形成相互制衡。”陈金凤说,梅湖古墓有关“豫章国”的发现,表明割据南方的统治者对江西地区的重视,毕竟豫章地区是南方割据政权的重要区域,是翼护政权的屏障。有关“豫章国”墓葬的发现,有利于拓展南昌地区历史的研究。
但是,过于夸大“豫章国”也没有必要。毕竟“封国”是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行为,在南方地区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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