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知识与真实之争

近年来，原来一直被神秘光环笼罩的考古事件频频成为大众舆论的中心，从曹操墓真伪话题开始，到最近的扬州隋炀帝陵墓乃至于唐乾陵的考古发掘情况，都在以微博为中心的新媒体领域引发了或大或小的讨论和争议，甚至辐射到传统媒体。如果依照时间为序来回顾这些话题，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新媒体的覆盖力和辐射力越来越强，越晚近的话题，其社会参与度越高，各不同群体意见发酵程度越深，普通人对话题的获取越容易，领域内专家的意见影响力甚至越来越小。这种趋势不由得引起专业领域和参与事件报道媒体的反思。真相，似乎在争辩之中，越来越显得虚无缥缈乃至不可捉摸了。

其实，对于专业领域来讲，几十年来发展出的工作流程和研究、判断程序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以考古而言，从一整套考古学学科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到1925年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国家文物局1984年颁布、2009年10月重新修订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以及各种较为成熟的考古实操方法，乃至于和考古所在地政府、民众就考古对正常生产生活影响赔偿的讨价还价方法，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经验的积累而正常发展、日益成熟。似乎在网络和媒体上愈演愈烈的舆论讨论，并没有对考古学本身，造成太大的影响。以隋炀帝陵墓的考古发掘来说，从文献寻找历史文本对隋炀帝死亡、入葬的记载来验证发掘，根据已经总结出的时代墓葬范式对墓室规模、结构和出土文物的规格、形制进行类型学比照推断，对墓志铭文字的内容、笔法进行释读等等得出多种信息，然后通过对各种信息的综合、总结来最终结论。当然这种结论受到考古学特性的影响，还隐含着很多“潜台词”，譬如：考古学是根据不足证据进行推论的学科，在某些情况下只能得出“最大可能”式的结论（类似于对天气进行成功预报的概率），所以考古学的结果，往往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的，那么以考古学对隋炀帝陵墓的发掘，来推翻人们对隋炀帝陵墓的认知，也是十分正常的。也可以说，以确凿的新结论来推翻既往的旧结论，并非是考古学的失败，而是考古学进步与发展中十分正常的现象。

随着社会对考古事件越来越多的关注，考古学本身并非无动于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针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考古教育存在的多种问题提出了“公众考古”理念，正在逐步向“公众考古学”发展和进化。公众考古最早注重于考古学科普和公众教育这两个方面，由于考古行为往往成为一种公共行为，涉及对各方面利益的协调，所以公众考古也在考古与各种社会元素、群体、单元的关系研究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自公众考古理念传入中国以来，正在影响着中国考古学理念的发展，这一理念不但反映出考古学在自身发展上的拓展，也是考古学界对公众对公共知识建设参与心态的一种回应。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保护”一词的概念得到了大大扩展，以前认为仅仅保存下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登记备案、清理修复乃至纳入考古学中完成器型学、类型学的学术研究就完成了保护。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文化遗产的热情越来越高，虽然大部分人还是更关注可移动文物的经济价值和投资作用，但是对文物、考古本质、规律感兴趣乃至卓有研究的人也以形成规模，这必然对之前考古“关起门来做学问”的方式提出了挑战。从考古学的自觉意识来说，保护观念也从物的、学术的范畴，而发展成为文化的、社会的范畴，即只有将“物”纳入到社会认同、纳入到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中，才能算是将文化遗产的保护植下了根，而得不到社会广泛认同、不纳入中华文化发展脉络考量的文化遗产是孤立的、非持续发展的。社会需求和学者自觉的共同作用，促使公共考古在当下发展起来。

然而随着考古行为逐渐走向媒体、走向公众，引起的社会关注也越来越大，消费主义的魔爪也在伸向考古领域，企图把考古活动变成商业和地方利益的消费品，非考古因素已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考古活动的开展。考古过程本身是专业的甚至是枯燥的，不但需要按照专业规程造作的田野作业阶段，更需要长时间的专业知识积累、考释和思想，以及田野阶段后的成果整理、研究和解读，而电视媒体长篇累牍地利用频道资源转播考古实况，固然有扩大考古影响、使观众明晰考古过程的作用，但无形中也将考古娱乐化、浮躁化，不但会误导公众忽视考古田野作业背后的积累功夫，电视节目相对于考古行为整体过程的短促性也促使盲目结论等不严肃的情况发生；某些地方政府政绩主义思想作祟，以为所在区域争夺软性资源的思想看待考古，将考古成果不合实际的夸大，以“中国第一”“早于世界几百、几千年”等噱头裹挟考古结论，其背后往往还有“文化旅游”“文化地产”的政绩工程，导致考古结论要么被误读、要么和政府口径相互矛盾，甚至还有正常的学术争论上升至利益矛盾的情况发生，这不但无益于考古向公众普及，对政府履行文物保护职能更是有害。同时由于考古工作者和专家在舆论界影响的相对弱势，以及社会公众对考古的规律、价值判断并不熟悉，考古工作也常常为这些非考古因素造成的恶果背黑锅，导致社会公信力的下降和丧失。

如果我们从单纯的考古现象上升到公共知识整体领域，发现类似于考古争议的事件在不断发生。随着维基百科等知识平台、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成熟，民众获取知识、参与知识讨论越来越便利，热情也越来越高，公共舆论整体面貌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而趋于后现代状态。后现代状态正是“德先生”对传统威权思想的反制，在传统状态下自认为无需与公众接触的学科随着相关公众事件的讨论而逐渐产生普及需求，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整体学科公信力的构建乃至重建，同时民众对学科的诉求会突破之前的结论层面而上升到过程层面，并会要求和学术专家的直接对话和监督。虽然我们可以把后现代理解为民主化社会建设的必然过程，然而后现代毕竟只是“现代”的“逆子”而绝非新时代的开创，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陷，譬如对理性和权威的盲目否定，而在目前的舆论中主要表现为参与性对科学性的消解。微博上新消息对旧消息的更替和否定、一些参与人员纯情感的宣泄、利益集团出于获取利益而对舆论的操控和干扰，都使“真相”变得仿佛更加难以获得；而这种社会形态下对“真”的定义，可能也非传统的简单对错划分，而应以局部和整体、个人与社会共识等多种角度来衡量。

上述社会形态的变化、知识普及的需求、对自身权利的维护等新兴目的，可能也会改变知识生产方式：专家们不能过于强调自身的学术权威，而要将民众放在尊重平等的位置上考虑问题，允许民众直接接触研究对象，打破既往那种“研究对象→专家→民众”的学术流，专家的作用从权威转变为顾问、指导，从方法和文化上启迪而不是提出不容置疑的结论。从这个角度讲，科普可能还是威权主义的一种延续，参与争论才是专家对后现代思维的正确应对。可惜“公众知识分子”这一称号早随着利益的争夺而被异化，至少在中国，这种后现代态势下的新兴知识分子还处于诞生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