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墓葬星布在郑州之南

位于新郑市郭店镇武岗村的吕公著墓。1982年，新郑市将其列为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引子

北宋是在变法中走向灭亡的。

是时，大宋帝国内外忧患、财政困乏，“富国强兵”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梦。

变法图治，几乎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共识；变还是不变，却成了纠结于庙堂上下的一个大问题。

问题在于，谁来主导这次变法。

《宋史·王安石传》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帝（神宗）由是想见其人。”

王安石得到神宗的赏识，起于吕公著、韩绛、韩维的举荐。

神宗甫一即位，就将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相当于省检察院检察长）的王安石调到江宁府担当知府（相当于省长）。次年，王安石担当参知政事（副宰相），与神宗启动新法；再次年，担当宰相，“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浮浅慧黠）少年。”

“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于是乎，苏洵作《辩奸论》，直指王安石：“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奸恶之人）。”

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

就是变法，也理应仰仗这位主导“庆历新政”的主将。

然而，看到王安石坐着直升机登临庙堂之高后，韩琦坚辞相位，出判相州（安阳）。

“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如何？’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不但韩琦明确反对王安石执政，富弼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

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等也都以王安石“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

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都是“庆历新政”的主将。

变，没有问题。

变法失败，败在神宗高估了皇权的能量，非要“未知名于中朝”的王安石主导这场变法……

“元祐三朋党”酣战庙堂

穷其一生，宋神宗将变法作为大宋帝国的“国是”，不遗余力地呵护新法。

但是，当神宗病入膏肓、要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也选择了反对变法的吕公著、司马光作为未来皇帝的老师：“将立太子，帝谓辅臣，当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帝国时代，太子的老师意味着什么，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太子即位皇帝，老师担当宰相。

哲宗即位，因为只有10岁，宣仁太后（1032年~1093年）即高太后垂帘听政。

说高太后废除新法没错，说神宗生前已有了废除新法的打算也没错。不然，神宗怎么会起用反对变法的吕公著、司马光担当太子的老师，安排反对变法的高太后监国呢？！

这种安排，也许有点儿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就是不得已，无疑也是神宗在当时诸多方案中挑选的最好的一种方案。

哲宗即位，高太后问计吕公著，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者以变法侵民为务，与己异者一切斥去（王安石将政见不同者悉数赶下台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诚得中正之士，讲求天下利病，协力而为之，宜不难矣。”

接着，吕公著上言哲宗：“人君初即位，当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谨昧死陈十事，曰：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乞备置谏员，以开言路。”

“畏天”、“纳谏”显然是就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言的。

“十事”中，似乎找不到针对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内容。

分析吕公著的言论，推测他的执政理念当是：王安石的新法需要修正，修正需要大家协力。

司马光与吕公著同为宰相，执政理念却不尽相同。

司马光认为：“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高太后）以母改子（神宗），非子（哲宗）改父（神宗）。”由此观之，司马光志在尽废新法。

就在新法尽废之际，司马光病入膏肓。

司马光一方面“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一方面“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加快了废除新法的进程。

是时，司马光为左丞相，吕公著是右丞相。

新法尽废之后，司马光溘然长逝。

一切的一切，就此落在吕公著的肩上，“独当国三年”。

针对有人主张除恶务尽，将变法派悉数赶下台去，吕公著并不赞成。他主张清除一些急先锋，给大多数变法派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能将他们逼向自暴自弃的绝路。

吕公著的意见，往往被情绪化的反驳所淹没。

但是，吕公著还是以稳重、持平的方法，处理着帝国的这场聚变。

只是天不假年，吕公著也很快与世长辞了。

吕公著去世后，高太后召见群臣，掩面而泣，曰：“邦国不幸，司马相公既亡，吕司空复逝。”

司马光无疑是一位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他去世后，位居要津的反变法派失去了凝聚力。这一现象，在吕公著去世后更为加剧。

除吕大防、范纯仁、范祖禹等独立自守外，不少朝臣开始大致按籍贯划分为洛党、蜀党和朔党，史称“元祐三朋党”。

洛党首领是程颐，蜀党首领是苏轼，朔党首领有刘挚、王岩叟等。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时，他们与王安石的“新党”争辩新法，还是出于关怀苍生黎民的公心的话，此刻，他们分朋立党，除了学风旨趣有点儿差异外，剩下的也就只有党同伐异了。

庙堂之上，就此斗得一地鸡毛……

名人墓葬“扎堆”新郑

吕公著静静地躺在首都开封西南约70公里、郑州正南约20公里的墓穴里，享受着哲宗皇帝御书碑首“纯诚厚德”，再也无力挽回大宋帝国走向崩盘了。

但是，九泉之下的吕公著并不孤单。

除与乃父吕夷简“同宿”新郑外，之前之后，诸多北宋名相巨臣，都将自己的“阴宅”选在了西望嵩山、东眺开封的新郑。

王曾，状元及第，仁宗朝名相，葬在新郑梅河北岸，即今新郑市薛店镇寺王村北。

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兄弟三人，都是北宋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尧叟、尧咨，都是状元及第，尧叟、尧佐，都曾担当宰相。尧咨虽不至相，官拜天雄军（大名府）节度使，卒赠太尉。一门弟兄三人，两宰相一节度，两状元一进士，与父陈省华（卒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同葬新郑市城北约30华里的宰相陈村。

王德用，北宋名将，官至枢密使（国家最高军事长官），葬于管城之西南，即今新郑市龙湖镇荆王村东。

吴育，进士考试获礼部第一，仁宗朝担当参知政事（副宰相），葬新郑崇义乡朝村，即今新郑市辛店镇老赵庄。

欧阳修，进士及第，一代文宗，官至参知政事，葬于新郑旌贤乡刘村，即今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

曾公亮，进士及第，官拜宰相，葬于新郑梅河北岸，即今新郑市八千乡辛庄村南。

李戒，北宋著名建筑学家，奉敕编修《营造法式》，葬于新郑市龙湖镇于寨村西。

吕夷简、吕公著、王曾、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王德用、吴育、欧阳修、曾公亮、李戒……在大宋帝国乃至中华上下五千年，他们都是响当当的顶级人物。

除却北宋这些顶尖人物，大唐名相裴度葬于管城，即今新郑市龙湖镇东张寨村；明代名相高拱，墓在郑韩故城北城墙附近。

此外，还有五代后周开国皇帝郭威，葬于嵩陵，陵在新郑市郭店镇西南高家村北；后周世宗皇帝柴荣，葬于庆陵，陵在新郑市郭店镇陵上村西。

千年风雨之后，新郑地盘上的这些名人墓葬，大都与新郑市郭店镇武岗村南的吕公著墓一样，只剩下一堆黄土。

明朝时，钧州知州刘魁为吕公著墓再立新碑，后毁。

清朝时，新郑县令吕成彦为吕公著墓再立新碑：“宋司空赠太师同平章事谥正献吕申公之墓”。其后，再毁。

1982年，新郑市将吕公著墓列为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新郑市人民政府为吕公著墓划定保护范围：东西96米，以墓冢东边沿向东40米，以墓冢西边沿向西40米；南北81米，以墓冢南边沿向南40米，以墓冢北边沿向北21米至水渠。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边线四周各扩20米。

郑州正在向南发展。

也许用不了太久，这儿的不少名人墓葬，就会受到建设冲动的冲击。

但愿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能够安然无恙，永远守候在郑州的大地上。

无论怎么说，它们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不可能再生的宝贵遗产。

除却巩义北宋皇陵，新郑也许是北宋名人最为“扎堆”的地方。

对这份遗产，我们应好生保护、好生利用，发挥“集群效应”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