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房山后经开启旷世宝藏

■静琬武德八年刻经题 （1 ／3张）

9月22日，房山区云居寺景区文物部门发布消息，经考古专家4个月的考察研究发现，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殿，距今已1396年。雷音洞四壁镶嵌石刻经145块，房山刻经的创始人正是雷音洞佛殿的建造者静琬。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进行发掘整理，使这部历隋唐辽金元明六朝、千年而成的《中华石刻佛教大藏经》浩卷重昭于世。重温当年石经发掘历史，让我们愈感雷音洞这座千年佛殿的文化厚重。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云居寺遗址上出现了一位陌生人。那时云居寺满目苍凉，一片废墟。此人在云居寺劫后余存的北塔和残破的山门前伫立良久。他就是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赵朴初先生。

这是赵朴初先生第一次来云居寺，他感怀这座千年古刹的浩劫，建议地方政府积极妥善保护好寺院遗址。

没有人会想到，赵朴初这次来访后，云居寺迎来了一个历史契机——历时三年的房山石经发掘以及后来的房山石经整理和研究，由此成为云居寺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向新时代的起点。后来的六十年间，无论云居寺的修复、绿化，还是景区建设，无不与发掘的石经息息相关。

■发掘房山石经 纪念佛祖诞辰

1956年，恰逢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用什么方式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中国佛教协会想到了房山云居寺的石经。这是全世界唯一一部石刻佛教大藏经，其宗教价值、佛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独特的历史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房山石经的本来面貌，辽太平七年（1027）虽曾开洞清点，但未能给后世留下科学准确的文献资料，何况太平七年以后至金元明皆有续刻。从新中国的佛教事业出发，有必要将封藏于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和云居寺遗址内地穴的石经发掘整理，加以研究。

如果以房山石经的发掘整理来纪念佛祖2500周年诞辰岂不是一份独特的献礼？中国佛教协会向国务院呈递请示，不久获得批准。于是，中国佛教协会协同北京大学考古系，开始了发掘房山石经的准备工作。谁来主持这项重大工程呢？协会同仁想到了集佛学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学家为一身的周叔迦。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于是身为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周叔迦担当起了主持石经发掘整理的重任。

■骑毛驴赶集购粮食 搭建工棚准备发掘

1956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中国佛教协会派出的工作人员黄炳章、金敏悟，由北京市区乘长途汽车抵达房山县城。此处距石经山还有30公里，他们携带行李，乘马车进山，到达目的地下庄。随后，阎文儒、俞伟超、卢松安等陆续到达。

下庄是石经山下的一个小山村，考古发掘人员住在老乡家里，每天到石经山勘查工程。山上没有水，饮用水和工作用水都是用人力由山下河沟里挑上山，生活用品、副食品需要骑着毛驴到12里外的石窝、长沟购买，粮食到15里外的南尚乐村购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3月12日这天，下庄的乡亲们见到有人在石经山的接待庵遗址上修建5间工棚。这是黄炳章、金敏悟等工作人员在做石经发掘拓印的准备工作。

石经山面临3个村庄，南面是下庄村，东面是三岔村，西面是水头村，水头村的南端就是云居寺。拓经人员分别由北京、南京招聘而来，共计20人，其中一名女拓工，只能住在厨房里。负责伙食的工作人员每天骑毛驴出去购买粮食和蔬菜。后来，在当地培养了5人参加拓印，工作非常顺利，如期完成了开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开启石经山藏经洞 取出经版编号拓印

1956年4月21日，石经山藏经洞前来了两位陌生人。一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另一位是北京图书馆金石部的曾毅公。

石经发掘就在这一天开始了。石经山藏经洞分上下两层排列，原无编号，为便于拓印及整理工作，研究人员按近代考古发掘办法进行编号，下层两洞自右向左编为第1洞、第2洞，上层自右向左编为第3、4、5、6、7、8、9洞，第5洞即雷音洞。

在周叔迦和曾毅公的指挥下，工作人员首先开启第3洞搬出经版，编号拓印。当时山上各洞洞门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第3洞洞门破坏最严重，上半部石门已不存在。此洞面积最小，发掘工作就是从这个洞开始的。各洞经版的存放一般都是下层立放，上层横放或平放，无规律地重叠于洞内。

工作人员先从上层取出经版，抬到工棚内，洗刷干净，注明洞号，编号后拓印，每石拓印7份。各洞所藏经版大体可分为3种类型：大型经碑高2.50米，宽0.60米；中型经碑高1.60米，宽0.62米；小型经碑高0.46米，宽0.76米。经版拓印后，仍放还原洞，最后以原洞石门锢封保存。

■老乡家中灶台石头 确认藏经地穴位置

1957年8月1日，正当石经山发掘工作紧张进行时，周叔迦、阎文儒、王去非、俞伟超等来到石经山下的云居寺遗址，从此拉开了云居寺藏经地穴辽金石经发掘的序幕。

经过历年兵燹，云居寺寺院建筑及南塔荡然无存，仅剩残垣断壁，一片废墟。

藏经地穴究竟藏在哪儿？史料中有记载，但是没有说明准确的地点。就在工作组苦苦寻觅之际，奇迹出现了。黄炳章在紧张忙碌地发掘整理工作中，时刻不忘地穴石经的发掘工作，每天山上忙完后他都要到山下进行考察，有一天他在考察中忙得口干舌燥，恰好走到一位老乡家门口，就走了进去找水喝。

上世纪50 年代，农村睡觉休息的不是床而是用土坯砌成的炕，他坐在炕沿上一边喝水一边和老乡聊天，无意间一低头的时候，看到了灶台上有一块被火光映亮的石头，上面仿佛还有文字。出于工作的本能，他急忙凑到灶台边，仔细一看，上边镌有文字，当他看到“ …… 发心磨莹贞石，镌造大藏经，以备法灭，相继至大辽天庆七年已镌了经近三帙，秘于东峰满八石岩。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这时他惊呆了，于是将这块碑的重要价值向老乡做了介绍，老乡毫不犹豫将经碑取下交给了黄炳章，这便是十分珍贵的《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

《大辽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载道：“筑台砌甄，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而《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中提到：“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这句话对当时藏经地穴的位置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线索。

黄炳章喜出望外，将这方石刻带回与阎文儒认真研究，最后根据石刻上的记载，于8月1日开始勘测，首先清除南塔塔基上的土丘，8月6日塔基方台全部暴露。塔台十分完整，北面有3个经幢座，周围雕刻佛、菩萨、飞天、花草等雕像。塔基中心有一砖砌地穴，中置石函，函内装藏物品均已无存。由北向下挖掘，并无经版。沿北沿塔台东、南、北三面各掘一道探沟，塔台西面是山崖石根，无需开掘。

■找到藏经地穴 发现经版万余片

8月7日下午，工作人员终于发现了经版，找出了地穴四至。地穴南北长1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面层以方砖铺墁，周围砌砖墙，东墙有一石门。此穴北部占全穴三分之二，南部占三分之一，两穴之间隔有一米宽的土墙。南北两穴的经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经版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经版则纵横交错排列，瘗藏经版6层。这就是埋藏了800多年的辽金两代所刻经版。其数量比有关文献记载的要多。志才《塔记》说瘗经版大碑180片，小碑4080片，这显然是最初的数量。其后经乾统至金明昌年间继续刻造的石经亦瘗于地穴中，因此其中所藏经版达到10082片。

地穴发掘工作自8月1日启动到8月7日发现第一块经版，仅用一周时间。当时石经山上各洞经版还未拓完，因此集中力量进行山上拓印。1957年底，石经山9个藏经洞的石经发掘整理工作圆满结束，各洞藏石经数目：第1洞1131石，第2洞1091石，第3洞333石，第4洞164石，第5洞146石，第6洞200石，第7洞285石，第8洞819石，第9洞390石。当山上的石经拓印完毕，山下藏经地穴的发掘也已接近尾声。此时，西山灵光寺正在筹备修建佛牙塔。1958年初，卢松安被中国佛教协会派往西山灵光寺，协助佛牙塔工程。

■挖出石函宝物 民兵工地值守

石经山石经拓印完成后，转入山下拓印。地穴北部瘗经的发掘出土与石经山洞藏经版的出洞不同，山上藏经洞是先从洞内抬出经版至工棚内，清洗干净，进行编号，注明洞号，再行拓印，拓完仍放还原洞，地穴中的石经则在出土前按经版排列顺序就地编号，然后按序出穴拓印。为保护这些出土的经版，在地穴上面搭起席棚。地穴北部藏石经6295片，南部藏3787片，共计10082片。

1958年地穴北部经版出土至最底层时，发现一个长32厘米、宽32厘米、高24厘米的石函，正面刻有题记：

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此匣内有银净瓶一个，内有释迦佛舍利八粒如粟，白如雪瑜，石香一个，黄香八两，檀香四两，永为供养。愿益四生，俱登觉道。时天庆七年三月一日戌时葬。比丘志兴、比丘法总、比丘善锐。

石函内装藏的物品与题记记载不完全相符，实际装藏物品如下：鎏金坐像一尊，菩萨圆铜牌和观音像铜牌各一个，透花铜香炉一个，银净瓶一个，乾元重宝、庆历重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等铜钱数十枚。从这些钱币可以看出，当时在辽代管辖的幽州范阳县，宋代的货币也有流通使用。

因为发现了文物，所以临时停工，立即通知乡长，派民兵到工地站岗看守，并通知房山县文化部门派人来现场处理。不久，文物部门来人将石函取走。这些重要文物现在陈列于北京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展室内。

■文化部拨专款 建库房护石经

发掘工作逐渐进入收尾，发掘后的石经保管问题迫切需要研究解决。地穴石经如何保存，河北省文化局曾提出一个7万元建造库房的方案。1958年3月27日，房山县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管辖，北京市文化局接替河北省文化局介入房山石经发掘的善后工作。

1958年6月13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巨赞主持召开了“房山石经保管问题座谈会”，商谈结果，由北京市文化局与有关方面研究后提出保管要求，佛协根据要求考虑具体措施，共同协作。关于经费问题，国家宗教局郭朋处长表示，如果北京市文化局原来无此预算，可另行申请专款。

不久，北京市文化局决定在地穴遗址东面建造40间石经库房。经版库建筑资金由文化部拨款，于1958年10月落成，砖木结构，比较简陋，40间600平方米的库房围成一个四合院，南北屋各11间，东西屋各9间，南屋中央的3间，中间一间为大门，东西各一间门房供工作人员食宿办公之用。

历时一年半，到1958年底，全部拓印工作圆满完成。

■本版供图/杨亦武

（杨亦武，北京文化学者，云居寺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现为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先后发表《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佛教圣地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考》等。先后出版过《房山文物研究》、《云居寺》、《当代北京云居寺史话》等著作。）

◎链接◎ 雷音洞佛舍利的千古之谜

雷音洞，又名华严堂、石经堂，是石经山上最早也是最主要的石经洞，宽广如殿，四壁镶嵌经版都是静琬早期所刻。洞中有4根八棱石柱，石柱上雕镂佛像1056尊，每尊佛旁都有名号，刻工精致，是石刻的精品。过去这里还供奉不少石刻佛像，是石经山上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

雷音洞的建造者，是房山刻经的创始人静琬大师。这座殿堂之所以叫雷音洞，是因为洞里曾供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而舍利奉安的时间正是这座殿堂的落成之日。在洞内奉安舍利的青石函上，铭刻下这样的文字：“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颗，愿住持永劫。”这一铭文向后世传递了一个信息，殿堂落成之日，应是隋大业十二年的佛诞日，即四月八日。

这一天，为庆贺殿堂的落成，特意为静琬奉安舍利于殿堂之内，以示嘉许和护持。因为殿堂内有佛祖真身舍利，所以这座由天然石洞加工而成的殿堂被后世称为雷音洞。

此后的岁月，石经山雷音洞一向为浴佛节的道场。明万历二十年（1592），明末四大师之一的达观真可来云居寺参礼，发现了隋人奉安的舍利。随后舍利被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迎入宫中，等到重新奉安到雷音洞的时候，舍利由原来的三粒变为两粒。由此演绎出一段雷音洞佛舍利的是是非非，还有永远解不开的千古谜团。

当年，发掘人员进入雷音洞后，发现雷音洞已遭到严重破坏，左壁上层静琬最早镌造的《妙法莲花经》等18块经版被砸碎脱落下来，殿内杂草丛生。靠石窗处砌有一个土炕，拆除土炕，发现残碎经版用来代砖砌炕，经拆除清理连同洞内外散落的残石碎片，共搜集到80余块。清洗后细心拼接，大体还能恢复完整。工作人员专程到石窝村请来高级技师，这位技师过去曾到过香港修整石刻。根据他的要求，配备先进工具和原料，按原来顺序将残损的石经镶还原处，使雷音洞原貌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打开藏经洞发掘石经

石经山雷音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