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推动我国动物考古学发展

【核心提示】近年来，我国学界不仅运用动物考古学的国际新技术、新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且对现有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展开了新的思考。

动物考古学是一门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它通过分析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考古遗址中的动物骨骼，揭示人类利用动物资源的行为，以达到研究人与动物的关系，拓展和加深对人类社会认识的目标。近年来，我国学界不仅运用动物考古学的国际新技术、新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且对现有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展开了新的思考。7月11—15日，第三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在长春召开，会议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主办。来自23个学术单位的动物考古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同位素分析法重建二里头家畜古食谱

近年来，古代人类的食物结构研究逐渐受到人类学、考古学等相关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重建先民的食物结构，不仅可以揭示先民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早期经济模式，而且可为探索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了解先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目前，对古代遗址内出土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已成为研究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的主流方法之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演化实验室教授王昌燧等专家为主的科研团队，分别通过动物牙齿的锶同位素分析以及动物骨骼胶原蛋白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重建了二里头遗址家养动物的“食谱”。研究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各时期家畜的食物结构大体一致，狗、黄牛以及绝大多数猪都以粟类产品为其食物主体，绵羊以野生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家畜食物结构的差异反映了先民不同的饲养模式，学者推测，同种家畜饲养模式的差异可能与二里头遗址的王都性质密切相关。

古DNA分析技术显示我国家养驴或起源非洲

家养动物起源与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对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以及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几千年的自然及人为选择，遗传漂移、近亲育种和杂交育种等造成现代群体遗传结构不同于历史群体遗传结构，这为当前的研究增加了难度。随着古DNA分析技术的逐渐成熟，家养动物的起源研究逐渐找到了“破解之道”。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蔡大伟、韩璐等学者以我国家养驴的起源和驯化为例，介绍了中国主要家养动物起源的古DNA研究进展。专家利用线粒体DNA控制区及细胞色素b基因片断的扩增和测序等手段，提出中国北方古代家养驴有两个不同母系起源——非洲索马里野驴和努比亚野驴。该研究成果或将为未来深入研究我国驴的驯化历史及亚非古代人群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重要依据。

动物考古研究应结合中国实际

近年来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传统理论方法滞后阻碍着学科的发展。因此，学术界日益重视新方法、新理论在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使用。与会学者认为，引入国际学界较为成熟先进的新理论、新方法，必须立足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实际情况。要在做好动物形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应用多种自然科学新技术及古文献，开展综合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春雪告诉记者，此次学术研讨会为动物考古学所涉领域学者提供了互相学习的机会。与会代表就考古遗址的肉食开发、动物驯化、动物遗存DNA研究及同位素分析等专题展开的研讨，进一步体现了上述主题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