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出土巨碑与安重荣其人(图)

2000年6月22日，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定出土了一尊重约107吨的巨型青石赑屃碑座并18块大小不均的巨碑残块，如此硕大之物，观者前所未见，闻者前所未闻，一时间正定出土巨型赑屃、残碑的消息，经多家新闻媒体竞相刊载传向海内外。后笔者查遍网中及有关书刊上的考证资料，却均找不见此碑准确名称及具体的立碑时间。

2007年，笔者通过对照出土残碑文字并认真查阅《旧唐书》、《全唐文》、《旧五代史》、《契丹国志》、《册府元龟》、《资治通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出石刻唐代文学研究》等资料，现将有关问题考证如下：

正定五代巨碑身世及新发现

一、出土残碑的碑文情况：2000年6月，在正定施工工地，除出土巨型石龟碑座外，又先后出土残碑首5块和不规则带字残碑13块。其中有6块带字残碑，对研究此碑内容及五代时期正定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有其重大参考价值。在这6块残碑中，其右侧带有卷草边饰的残石有3块，为碑身右上部及中下部；另3块残石为碑身左下部，有幸的是此三块残石上中下字句正好相连，可较完整地表达碑文部分特定的内容。

二、出土赑屃碑座之上的线刻画：很少有人注意，在巨型赑屃碑座背部驼峰的右侧面保持有一方高60、宽98厘米的线刻平面图画，画面上边部已被凿去。正定文物专家在《正定出土五代巨型石龟碑座及残碑》一文中对此线刻画作了详细介绍：画中人物分三层，计14人。正中为一卷毛、立眉、瞪目、阔嘴的狮子。其狮子背上置莲花式团座，团坐上系珠坠一周，上面端坐一人，应为画中主人公。狮子颈饰项圈，圈上系圆铃，在一侧扣环处引一条缰绳与之打结，绳的另一端由左下角一牵狮人双手握住在牵拉狮子。其他人物环聚在主人周围，有舞者、有乐工、有手中执物的、有手捧果品的、有双手捧盏的、有托曲柄壶的、有执拍板的、有执横笛的，还有一腰挎长鼓者在双手拍击边击边舞，眼神昂视上方，与另一舞者配合默契。这幅线刻画在有限的空间内，绘有人物、狮子、伎乐、果品和祥云等。且主体突出、构思精巧、线条流畅、舒展逼真，整个画面虽凹凸不平，但布局严谨，造型栩栩如生，场面祥和欢腾，气氛热闹融融。显示了五代时期正定匠人的绘画水平，是一幅难得的线刻画艺术作品。

三、有关巨碑身世的新发现：经查阅，中国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其新编《新出石刻唐代文学研究》，陈教授认为：“在正定出土的巨大残碑”，“据我考证，此碑应即《册府元龟》所载后晋天福二年太子宾客任赞撰文的《安重荣德政碑》。几年后，安重荣谋反被杀，碑也遭砸碎”。

经查阅《册府元龟》卷八二O第九七四七页记有：“晋安重荣为成德军节度使。天福二年，副使朱崇,节奏镇州军府将吏、僧道、父老诣阙，请立重荣德政碑。高祖敕安重荣功宣缔构，寄重藩维，善布诏条，克除民瘼。遂致僚吏、僧道诣阙上章，求勒碑铭，以扬异政。既观勤政，宜示允愈。其碑文仍令太子宾客任赞撰进”。经查阅《全唐文》第一百十六卷，文中记有晋高祖《允成德军请立节度使安重荣德政碑敕》：“安重荣功宣缔构，寄重藩维，善布诏条，克除民瘼。遂致僚吏、僧道诣阙上章，求勒碑铭，以扬异政。既观勤政，宜示允愈。其碑文仍令太子宾客任赞撰进”。

关于巨碑的名称、撰文与刻立时间及其它

一、巨碑的名称、撰文与刻立时间：《册府元龟》、《全唐文》中给巨碑的名称、撰文的时间有了准确的说法：其碑名即为《安重荣德政碑》。撰文的时间应为后晋天福二年即公元937年。而碑毁时间是在天福七年（公元942年）正月初二安重荣被害不久，该碑实则立起不足四年或四年余。因为立碑的时间当不等同于该碑的撰文时间，也即该碑不可能是在天福二年即公元937年所立。《册府元龟》、《全唐文》中，记述了天福二年晋高祖石敬瑭敕“其碑文仍令太子宾客任赞撰进”。说的是石令任赞撰写碑文，但两书中均未曾记有刻文立碑之事；另析当时实况，真定城中本无巨石，如此之巨大的石料从真定西部山区运至城内，也须只有在严冬以水成冰后，石在冰上行运城中。即便天福二年的腊月已将巨石运来，但其打制成型、刻字刻画等，该碑在其当年也不足于立。除非是这巨石是在此以前的冬季有其前任节度使已运至城中，其可能性虽有之但极小。由此判定：该碑非天福二年即公元937年所立，而其立碑之上限最早应在天福三年即公元938年的某月。所以，可不再说“此碑上限应在明宗以后”，下限“而在北宋欧阳修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之前”了。

二、《安重荣德政碑》在立碑之前既有“请示”，又有“批示”。在《宋高僧传》第二十二卷中明确记述着府帅安重荣，“讽军吏州民，例请朝廷立德政碑”。讽，就是说法含蓄、不明说。此说是安重荣暗示镇州军吏州民上书朝廷为己立碑。残碑中刻有“镇州军官吏耆……”的文字，正与《册府元龟》书中“镇州军府将吏、僧道、父老诣阙，请立重荣德政碑”的记述相吻合。而《全唐文》第一百十六卷则记有晋高祖《允成德军请立节度使安重荣德政碑敕》，这是石敬瑭的批示。在残碑中有“敕撰”二字，亦正好与史书记载相符，说明此碑是奉晋高祖石敬瑭的敕而撰写的。以上说明，此碑立之前，既有请示，又有批示，并且石敬瑭还诏令太子宾客任赞为其撰写了碑文。

三、安重荣此碑，立碑时是当时的皇帝为表彰其德政、功绩敕立的，而不是安重荣“企图僭伪称帝”。查《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一卷，记述着安重荣是在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正月初二，被石敬瑭任命为成德军节度使，并且“丙辰，重荣奏已视事”。说的是正月初三安上奏朝廷说：他已经到任就职并开始治事。五代时期的安重荣大年初二受命，大年初三就职治事，足以说明安的勤政。史载“安精明干练，处事决断。作为武夫，留意致道，勤于政务。每逢诉讼案件，亲临大堂明辨曲直，依法裁决。至于百姓徭役、课税、仓库耗费等大事，他更是事必躬亲。这样，同僚及衙役们不敢贪赃枉法，胡作非为，镇州一带得以保境息民”。《册府元龟》及《全唐文》中记有高祖敕“安重荣功宣缔构，寄重藩维，善布诏条，刻除民瘼。遂使僚吏、僧道诣阙上章，求勒碑名，以扬异政”。在残碑文中同样有“上既闻异政，洞察群心，思九域之……”的记述，上：指晋帝石敬瑭。此说明安重荣懂得吏治，办事认真，在镇州政绩突出。出土残碑中亦有“……德惟其贤，贤之与能，公皆有矣”。公：指安重荣，说得是安贤之与能德才兼备。石敬瑭得天下，安有显赫战功，而公元937年，又是安重荣关键的一年，即正月初二受命，初三赴镇州上任治事。但不知在哪个月份撰写的碑文，虽然任职时间上还不到一整年，但是在客观上，应该说这一年的安重荣一是感激石敬瑭的提拔重用；二是安精明能干、处事决断，书必躬亲，勤政治事，作了一些令军府将吏、僧道、父老所拥戴的德政事。且晋高祖敕立其碑，更足以说明安在镇州政绩突出，既然立此巨碑之前，有请示，有批示，安还有许多德政，说明安当时立此碑并非是“欲谋自立为帝”。至于天福四年安“有飞扬之志”，至天福六年腊月安举兵反晋，那是后事。另查《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一、卷第二百八十三，安重荣控制镇州的时间应为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正月初二安任成德军节度使，至天福七年（公元942年）正月初二安重荣被害，时间巧合五周年。以前所说“唯有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36—943年）控制镇州六年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应为（公元937—942年）年，安控制镇州实则五周年。

观残碑记事，窥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与契丹

在唐末政治陷入混战的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乘机发展起来。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自号皇王，定国号大契丹，建年号神册。这期间，契丹人不断南下，吞并中原土地。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皇帝李嗣源顺应广大军民意愿抗击契丹南侵。公元921年12月，阿保机攻幽州，陷涿州，直至定州，李存勖本来正在攻打镇州的张处瑾，立即率领军队攻打契丹，第二年正月在新乐败契丹兵，又在望都大败契丹，一直追到幽州。公元923年，李存勖在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等大将支持下，灭后梁建后唐，即位于邺（今大名县城东北），改元同光。同光元年4月，改镇州为北京，至十一月，复改为成德县。公元924年正月，契丹侵扰，庄宗命李嗣源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将兵救幽州。公元925年，诏以李嗣源为成德军节度使，坐镇真定，声援幽州抗击契丹。李存勖当了四年的皇帝“遇内乱而崩”，后庙号庄宗。公元926年李嗣源当了皇帝，改元天成，后庙号明宗。残碑中有“……明宗皇帝任之……”，可惜因其前后均无文字相连，不知“任之”当为何意。其可能意应该有二：一指《资治通鉴》中记有明宗皇帝在公元925年任职过成德军节度使；二是残碑中有“上在北京日授光禄……”的记述。其“上”应是指皇帝石敬瑭，“北京”是指今太原，而不是指今正定。“授光禄……”等官职是“明宗皇帝任之”诏授给石敬瑭的：《旧五代史·高祖纪一》中，有“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五月，嘉帝光禄大夫、检校司徒”的记述，帝：指的是石敬瑭。

公元936年五月初十，石敬瑭自晋阳起兵反叛。五月二十，后唐末帝李从珂发兵讨石，大兵压境，围石于晋阳。五月下旬，原本在代北地区戊守的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帅步骑五百奔晋阳”投靠石敬瑭。石命掌书记桑维翰草写表章向契丹主称臣，对比自己小11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献”。至八月初，后唐的军队“筑长围以攻晋阳。石敬瑭以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安重荣、张万迪降兵皆隶焉。知远用法无私，抚之如一，由是人无贰心。石敬瑭亲乘城，坐卧矢石下”，晋阳城池坚固，唐军急攻不下。《资治通鉴》中的上述记事，在残碑中有着相同记述：“赏劝时属伪庭失德，群盗挺[起]……”。残碑中的“外则亲当矢[石] ”，“内则设固金汤”：指的是在晋阳守城战中，石敬瑭为鼓舞士气，亲自登城坐卧在围军的矢石投射之下，视察部属兵卒，守城将士齐心协力，城池防御坚不可摧。残碑中的“[遵]带砺而誓山河，别摽良史，公竭诚佐”。因晋阳守城战是安重荣等众将辅佐及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推翻后唐建立大晋王朝的第一次重大战役，而在这次大战中，“公竭诚佐”。“公”指的是安重荣。这是一句极高评价的赞誉之辞，用以褒奖、盛赞安重荣竭尽忠诚、全力辅佐石敬瑭灭后唐之事。这应该是安重荣德政碑中记述的安的主要功绩之一。

公元936年9月，契丹耶律德光率骑兵五万援救石敬瑭，并大败后唐军。残碑中“远扈万乘，来定三川”写的是契丹五万骑，自扬谷而南三千里赴晋阳助石敬瑭反后唐建后晋之事。这一年的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并尊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石敬瑭割十六州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历史后果，这一疆域连接辽宁东部至山西北部，地形险要，是中原王朝防御北方侵扰的天然屏障。契丹人过了这一区域便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中原地带无险可守。导致中原王朝藩篱尽失，军事上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并间接导致北宋王朝的灭亡。后晋政权不过十数年，而灭了他的正是当初扶植他的契丹。正所谓割地而误国、借兵而亡国。

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正月，石敬瑭拜安重荣为成德军节度使。安虽系武夫，但通晓文吏之事，在任期间勤于政事，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镇州一带得以保境息民。天福三年时，安重荣已对后晋高祖石敬瑭与契丹约为父子，割让幽云十六州，以为“此晋之万世耻也！”安并对契丹王朝深恶痛绝。天福六年（公元941年）腊月，安闻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举兵反晋，便“大集境内饥民，众至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入朝”。石敬瑭急派天平军节度使杜重威率兵征讨。安因部将反叛，被杜重威大败斩之……石敬瑭命漆其头颅，函送契丹。并改镇州为恒州，改成德军为顺国军，以杜重威为节度使。而后为消除安重荣的影响，杜将安“碑寻毁之”，并深埋于地下。

安重荣戎马一生，后虽颇觊觎皇位，天福四年时“每谓人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但终因不满后晋屈于契丹割地卖国，以为万世之耻，而起兵反晋。安兵败虽死，但安重荣的这种民族气节，却得到了后世的敬仰。儿皇帝石敬瑭，大卖国贼也；为石敬瑭献计勾来契丹者桑维翰被清代史学家王夫之点评说“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而王夫之点评安时却写道：“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逆，所指是反卖国贼石敬瑭，“而名正者”是写安重荣顺民心、顺民意、反契丹而反后晋。如称安重荣“他是个叛逆”，则有悖于中原人民之民心民意。安重荣反的是契丹入侵、反的是石敬瑭卖国。

正定巨碑、赑屃重见天日吊运开元寺已八年余，现整日遭受着风雨侵蚀，风化严重，特别是赑屃碑座那幅能够充分彰显五代时期正定匠人绘画水平和艺术风采的线刻画，现已模糊难辨。如不加重点保护，其后果更不堪设想，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