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

”彩绘女俑大玉龙   青铜马白玉镂雕凤凰坠佩

　　1925年10月10日，为了杜绝逊清皇室遗老和北洋军阀等各方的觊觎，故宫博物院成立，通过对公众开放的方式防止复辟，保护国宝。时值社会动荡，战乱纷争，故宫博物院历经风雨，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故宫精品南迁，故宫守卫者步履维艰。

　　故宫博弈

　　1925年10月10日，故宫乾清门处人山人海，那里正在举行一场里程碑式的开幕典礼。这一天，曾经是国家最高权力中心的紫禁城，正式以故宫博物院的名义，敞开大门，供人观览。

　　在这之前，故宫内外经历了数场博弈。

　　1911年，辛亥革命将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新阶段，但是清室并没有就此搬出故宫，而是借助《清室优待条件》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庇护而“暂居宫禁”。在那之后的十余年里，清室一直密谋复辟，并以赏赐、借去等名目盗运出宋、元、明版书籍二百多种，唐、宋、元、明、清书画一千多件。

　　13年后，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即日移出宫禁。执行此任务的是警卫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等。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警卫司令部先是将驻神武门外护城河营房负责守卫“宫禁”的近500人缴械改编。一个小时后，鹿钟麟等与溥仪方面接洽，反复协商，溥仪仍不肯即日迁出。最后，采取果断措施，强令溥仪出宫。下午3时，溥仪和他的妻妾在5辆汽车的护送下由神武门离开，迁居后海甘水桥醇王府。

　　11月7日晚12时，摄政内阁也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籍彰文化而垂久远。”

　　虽有诏令在手，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工作进行的却并不顺利。12月20日，他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通过《点查清宫物件规划》，并决定于23日开始点查。但是，清室方面无人到会协同配合，反而暗中勾通军阀政府，力图实现溥仪复宫。第二天，清室善后委员会便接到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函令，被要求停止点查工作。委员会断然拒绝，函复表示难以中止点查。23日，清室善后委员会第一次出组点查，但是因为军警不齐、点查章程有限等原因，未能依计划行事。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会议，组织成立故宫博物院，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临时章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推定的董事会成员除了学者蔡元培、汪大燮、于右任等，还有军方的张学良、鹿钟麟和张璧等人。本就是清室善后委员会首席委员的易培基为古物馆馆长，点查工作期间多次负责与段祺瑞执政府斡旋的庄蕴宽为图书馆馆长。

　　1926年4月23日，吴佩孚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希望“接收”故宫，作驻军用，迫令故宫博物院腾让。经过庄蕴宽等人的斡旋，此事方得止。就在这个时候，清室方面以内务府的名义，给国务院和吴佩孚等人送去信息，谋求溥仪复宫并恢复原《清室优待条件》。

　　1928年6月，“二次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北平，接收故宫博物院。

　　守卫故宫

　　1929年，故宫博物院派人赴天津海关调查溥仪运出宫外书籍的情况，并及时扣留，正式开始文物审查鉴定工作，成立了铜器、瓷器、书画、图书、文献等各类专门委员会，聘请的专门委员有丁佛言、江庸、沈尹默、刘半农、罗家伦等。从此，故宫文物的保管工作由对文物的初步登记、分类、集中，延伸为对文物的研究整理。这一年，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前去参观时，捐款6万元做紧急修缮之用。清室载涛等人向故宫博物院索要景山寿皇殿清代帝后像，遭到拒绝，反被追究清室流失的相当数量文物。

　　在这之后的七八年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管工作逐渐展开，内部的组织架构和硬件设施也日渐完善。但是，一切在1937年北平沦陷时又面临困境。

　　外敌入侵时，历史文物从来难免被抢夺的厄运。前车之鉴刚刚过去不足百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大肆抢掠北京城。于是，1931年，当日本占领东北全境之后，关于如何保护故宫博物院里的历史文物也发生了一张争论。如马衡、徐炳昶等学者对日本方面怀抱天真之心，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撤出北平军备，使之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以此期望日军尊重文化，不会对北平动武，从而保存北平的古建古物。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则主张将文物迁至南京，并获得南京国民政府的许可。

　　1932年，易培基以故宫修建库房为名，在运输经验丰富的古董商人和技工的帮助下，挑选精品文物装箱封存，抓紧时间进行南迁工作。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故宫学研究方向黄金的硕士毕业论文《举步维艰——析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参与南迁的古董商人和技工颇有使命感，他们在国家危难面前，抛却私念，小心翼翼地将国宝打包装箱，反复查验，尽心仔细。与之同时，北平各机关的文物也相继南迁，据统计，共迁出文物数量19620箱72包8件，其中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1937年，日军直逼南京，这些南迁文物又被迫西运入川。

　　部分人员和部分文物南迁之后，留守故宫博物院的是担任总务处长的张庭济。日军从侵入北平那天起，就从未停止过对故宫的觊觎，可以想象留守人员的压力。据由美国汉学家珍妮特、沈大伟所著的《中国皇家收藏传奇》一书的记载，“日本方面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由于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而据俞健伟、沈松平的《马衡传》，北平沦陷的这八年里，故宫“由于大量文物珍品外迁，加上日伪的干扰、破坏，只能勉强维持分路开放，但游人寥寥，门庭冷落。”

　　1944年，战略物资开始紧缺的日军在北平发动了一场“金品献纳”运动，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用来造炮弹壳和子弹。据故宫博物院的院史档案，日方早就注意到故宫内陈列多处的铜缸等物件，借游览之名来调查铜器者不乏其人。

　　此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已是隶属日伪政权的祝书元，据黄金的研究论文，这位日伪政权的院长并未积极响应运动，反而多次强调故宫中的铜器是古物，即使碎了铁环也不能擅自处置。但最终不敌压力，为避免日军随意冲入故宫抢去，不得不交出部分铜缸。

　　1945年，抗战胜利，北平光复，故宫恢复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