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领域

      各民族的生活环境、社会结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都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的，因而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实现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但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正在迅速大规模消失，多样性的文化群体也由于受到科学技术、现代工业快速发展的冲击，彼此之间原本清晰的界限和差异变得日渐模糊。在一个日趋数字化、标准化的时代里，把周遭环境也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保护、展示和创造性地阐释人类丰富、广阔的多元性文化，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工作程序，对于博物馆来说无疑是一件具有重大人文道德意义的工作，同时也意味着拓展事业的机会。

      作为以研究、教育和观赏为目的，通过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示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相关物品来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对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永久机构，博物馆有保管社会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和使命。在传统观念中，博物馆是建立在物质遗产概念基础上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确认真实，并使真实变得可感知。而关于环境问题认识的发展则对博物馆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博物馆学观念的革命，另一方面也把博物馆置于未知的使命和情况中。根据新要求，博物馆不仅要成为信息沟通机构和文化消费场所，同时也要成为综合、浓缩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要以完整的传统框架为基础，通过展览以及大量配套的扩展活动，对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于广阔环境组成部分的完整性实施保存和延续。这项工作并不是简单地把历史文化遗产的周遭环境作为博物馆陈列中的一个主题就算完事的，它还包含着细心考察社会背景，涵盖各种有形、无形的物质文化、认知文化、精神文化及其赖以存在的环境等许多内容。

　　生态博物馆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建立和发展起来，并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进行科学探索的。生态博物馆是指对在原产地由当地居民自发地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形、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使人、物和环境处于原有的生态关系中，从而较完整地保留社会的自然风貌、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的一种博物馆理念。它彻底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理念，扩大了博物馆的视野，注重在文化的原生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赖以存在的环境。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强调把包括自然景观、建筑物、生产生活用品等物质（有形文化遗产）和风俗习惯等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所有文化因素都归入保护之列。从而将文化遗产整体、原状、动态地保护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中。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也适用于保护即将消失的手工业、农业等文化，是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一种有效工作模式。

　　目前，世界上已经建立了300多座生态博物馆。在欧洲，生态博物馆主要是将一些自然风景优美、人文资源丰富、民俗文化艺术富有特点的地方保留下来，不发展任何工业，使其成为一个天然的生态博物馆。旅游者在参观这些文化遗产时，能从这些文化遗产所产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体验到其中的内涵。比起单纯地放在博物馆中讲解和陈列，在当地亲眼看到这些土生土长的、有生命的、活的文化，无疑要有意思得多，也吸引人得多。

　　日本的“造乡运动”也属于这种性质。造乡运动发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经济飞速增长，乡村人口集中到大都市，城乡落差极大，人口疏密失衡，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手工艺品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于是有些学者提出：应让每一乡每一村努力挖掘包括人的资源、生产资源、自然资源在内的，富有乡土特色的人文资源，营造一个优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乡，以吸引都市生活的人们。“造乡运动”强调内发性，即一村一品，各不雷同，由当地居民做起，以一些村庄作试点，成立生活工艺馆。馆内设木工、陶艺、编织、涂装等工房，观光客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以亲手制造各种器物，并接受专人指导。有些地方则建起了供人参观的民艺村落和供住宿的农舍。这些民艺村落集工艺制作、表演、收集、陈列、研究、培训、销售于一体，民间艺人一边箍桶、竹编、织布、打草鞋、制陶，一边授“徒”；游客们既可以参观，也可以亲自动手参与制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买走。这些村落以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特色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

　　在我国台湾地区，生态博物馆则表现为“整旧如旧”的社区营造。它不是要求人们完全回归农业时代，而是从自身生长的地方寻求文化的根源，思索如何面对未来，如何向“现有的高度物质文明下缺乏人性的生活环境挑战”。其根本立足点在于保存并提升传统文化，保存并提升传统工艺，改善当地居民环境（而不仅仅是营造旅游点）。这正是一种既能保护当地原生态文化，又能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较好方式。

　　十年以前，在我国著名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和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杰斯特隆的共同努力下，中挪两国在贵州梭嘎合作建立起了大陆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随后，贵州又建起了3个生态博物馆，形成了生态博物馆群。十年来，贵州的生态博物馆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宝贵实践经验，被认为是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最好方式。实践证明，某些地区以生态博物馆为基础，扩展成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并通过相应的法律规范保护区内的管理模式、人们的权利义务以及破坏文化生态所应承担的责任等内容，确实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生态区域都要采用生态博物馆的形式。有些地区在保留下来的原住民会议室、庆典室等原址上建立社区文化中心，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同样可以实现生态博物馆的部分功能，保护传统文化。

　　生态博物馆的工作模式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模式是大多数博物馆所熟悉的普遍应用模式，由博物馆研究者或专家提出保护项目，原住民作为被调查者参与其间。但在这种模式下，原住民的参与通常在研究者与专家得到大量信息后即结束，属于以研究者与专家意见为主的单向过程，原住民容易逐渐在相关知识上丧失了权威和话语权。第二种模式是外界以战略伙伴关系参与，保护项目由原住民专家或博物馆专家提出。原住民作为合作者，从计划的最初提出到发展、补充、评价阶段始终参与，直到共同得出结论。第三种模式是以原住民文化行为为特征，由原住民或土著文化专家提出项目，由当地人控制项目及发展。对原住民而言，这种模式无疑是建立以多方尊重为基础的新型联系的重要一步。

　　生态博物馆的工作模式，意味着要对博物馆传统的社会工作方式进行修正，不再是把人作为自然的中心，而是依据人与自然统一的原则，遵循各种不同社会团体的文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全球化观念，建构起博物馆与社会、与环境的新型互动关系。但不管采用哪一种工作模式，都必须首先对民族传统工艺资源进行普查；然后对传统工艺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包括对工艺流程的整体记录、传承方式、生产经营方式、器物采集和相关文化背景进行研究；最后是对各种文化保护实践进行规划和参与，即对文化保护措施和保护技术进行研究。研究成果藉由博物馆通过教育、解说、展览及亲身体验等方式进行传播，并运用于地方传统产业发展上，以解决经济问题，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并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特色。在这个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形式、内容、风格、特点等也得以保留存续。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论是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还是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与实践，都不是以—定的物质形态存在于一定环境之中的，而是存在于人们口头传说和表述中，存在于不同的艺术表演中，存在于各种民俗、节庆、礼仪中，存在于传统工艺技能操作实践中，其传承基本上靠人。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活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是会发展变化的。随着人类对遗产认识的日趋深刻，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进入了博物馆的保护视野中。国际博物馆协会2001年巴塞罗那大会在章程修改中，第一次将收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其中，并把“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定为2004年汉城大会的主题。2002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７次大会发表了《上海宪章》，庄严承诺博物馆具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从而启动了亚太地区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实践。如今，国际博物馆界正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博物馆保护与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能。

　　在新形势下，博物馆从过去仅侧重于保存、展示有形文化遗产，转向兼顾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无疑颇具有挑战性。博物馆究竟应该如何在确认、保护、传承所有人类群体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这还有待于博物馆界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作者单位：浙江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