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赛先生送来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南京中山东路321号，黄色琉璃瓦飞檐的大门，在10月的天空下显得沉静古朴。大门之内，典雅的老大殿和现代化的新馆相互映衬，历史与现实和谐交融。

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议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最初的办公地点设在北极阁附近的鸡鸣寺路1号（今北京东路39号）。鸡鸣寺路1号，是民国时期全国性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所在地，一家博物院为何会栖身这里？

倡议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落户玄武湖畔

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科学体制的成熟程度。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遗憾的是孙中山于1925年3月病逝，事情搁置了下来。北伐胜利后，设立全国性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事情又提上了日程。192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委任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蔡元培先生为院长。

在蔡元培等人的引荐和推举下，中央研究院云集了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他们之中有不少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给当时中国的科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中央研究院下设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分部，总办事处位于首都南京的成贤街，后来鸡鸣寺路1号的新址落成，办事处又迁往新址办公。

1933年春，在蔡元培先生的倡议下，鸡鸣寺路1号的大院里又多了一位新成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的宗旨是：“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之资料，为系统之陈列，永久之保存，借以为提倡科学之研究，辅助民众教育。”

在中央博物院成立之前，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早已对公众开放。故宫博物院开院之时，参观者蜂拥而来，北京城万人空巷。对于80多年前故宫博物院的成立，现任南博副院长王奇志点评说：“过去专供皇室赏玩的珍稀宝贝，普通民众也得以一饱眼福，这是德先生（Democracy，民主）的胜利。”而在中央研究院架构之下产生的中央博物院，则是“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胜利。”

筹备

第一批藏品来自热河与盛京行宫

那么，在建院之初就秉持科学精神的中央博物院，将会有哪些珍贵的文物，谁又能担负起管理它的重任呢？

成立之初，中央研究院接收了由古物陈列所划拨而来的文物。古物陈列所是什么样的机构呢？它又有些什么藏品呢？

资料记载，古物陈列所成立于1914年，位于今天的故宫之内，是中国第一家国立博物馆，被誉为“民国成立后最有价值之建设”。古物陈列所成立之初，它的藏品，来自清王室的热河行宫和盛京行宫。行宫其实就是级别较低的皇宫，满清入关后，皇室的人对北京夏季的炎热很不适应，所以在夏季凉快的承德修建了行宫。承德的行宫，就是热河行宫。满族人是从沈阳起家的，所以清王室还有一处行宫在沈阳，叫盛京行宫。

辛亥革命后，溥仪退位，但并没有离开紫禁城，紫禁城内廷的文物依旧属于清王室。而热河行宫和盛京行宫的文物属于国有了。1913年，经袁世凯批准，决定将热河行宫和盛京行宫的各种器物运到北京保存。从1913年10月开始，历时一年，热河行宫的器物前后分7个批次，先经水路再经铁路，被运到北京。这些器物加起来，有1949箱，共计117700件。在起运热河行宫文物的同时，1914年1月起，沈阳行宫的文物也先后分六批运到了北京，共有1201箱，约114600多件。

1914年2月，古物陈列所成立，古物陈列所内的文物，就是来自热河和盛京，主要是陶瓷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计划在南京打造一所现代化的国家级博物馆。于是1933年，古物陈列所的文物被划拨给了新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但因为中央博物院尚处于筹备阶段，文物暂时保管在北京。

设计

国立中央博物院大殿的设计师并非梁思成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文物，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了建筑委员会，由梁思成担任工程顾问，开始选址建设。

1935年4月，南京市政府批准把半山园附近的一百亩地给中央博物院。这块地南邻中山路（今中山东路），东邻老旗街，西邻规划中的一条城市干道；南北长468米，东西最宽处173米，西南为平面呈矩形的“遗族学校花园”。购置土地的经费由中央研究院拨款，中英庚款董事会拨补建筑经费150万元。

1935年6月，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公开邀标选建筑师。标书发给了十三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建筑师，分别是：李宗侃、李锦沛、徐敬直、奚福泉、庄俊、陈荣枝、陆谦受、童寯、过元熙、董大酉、虞炳烈、杨廷宝和苏夏轩。后来，除了苏夏轩因故未参赛外，其他的建筑师都送来了他们的设计方案。这些参赛的建筑师都曾留学欧美，甚至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他们的作品都有着突出的优点。经过一番评审，评委最终选出徐敬直作品为当选方案。

徐敬直早年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1930年回国后，与人合开兴业建筑师事务所。算起来，1935年时，他只有29岁，是竞标人中年龄最小的，资历也最嫩。他为什么会脱颖而出呢？原来，其他设计师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央博物院的基址。划拨给中央博物院的整块土地是一块不规则的“菜刀形”，并且由东南向西北渐低。因此，如何在“菜刀”上，营造出与国家级博物院匹配的庄严雄伟气势，成了这次设计成败的关键。

而徐敬直，正是根据入口地形狭长的特点，把建筑主体妥帖地置于狭长入口的中轴线上，营造出庄严雄伟的气势。他的巧妙设计，让梁思成觉得豁然开朗。于是，年轻的徐敬直轻而易举地胜出。

知名建筑师杨廷宝的方案虽然没有被选中，但他的仿辽式设计让梁思成眼前一亮。于是，梁思成亲自指导徐敬直修改完善设计，将博物院大殿屋顶改为仿河北蓟县（今属天津市）独乐寺山门辽式建筑，内部结构按宋代《营造法式》建造，细部装修采用唐宋风格，建筑材料使用钢筋混凝土。中西方建筑的精华在这座大殿上得到了完美结合，使之成为当时采用新结构、新材料建造仿古建筑的典范。

抗战爆发前，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已初具规模

在接收到第一批文物后，中央博物院又买进了闵侯何氏“绘园”、东莞容氏“颂斋”、庐江刘氏“善斋”等古物计2000余件。在购进的同时，还接受了瑞典人斯文赫定、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大宗文物和标本。至此，中央博物院的藏品已经初具规模。

中山路上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大殿开建了，朝天宫的文物库房也开建了，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为迎接即将远道而来的文物作准备。而与此同时，远在北京，一场争论却进行得如火如荼。争论的主题是—文物是否需要南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