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地质博物馆——金城新地标

之所以说博物馆是个具有很强标志性的建筑，是城市地标，无外乎其“或者广纳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物华天宝，或者吸纳一个专业领域的文化精髓”。

例如于2010年10月26日正式开馆的甘肃地质博物馆。

这个藏品超过3万件的公益性现代博物馆是一座全面展示和介绍甘肃国土资源概况的自然类博物馆。它也是省内最大的地学类专业博物馆。

一座现代博物馆

博物馆对历史和珍品的保持力，是一个城市最大的价值之一。

即使处于这个城市中高楼最密集的地段，单凭“甘肃地质博物馆”这7个由温家宝总理题写的字，这幢建筑绝对就是这个城市最为“醒目”的地标之一。

76岁的蔡体梁是老地质人，他不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凑，甘肃地质博物馆开馆当日受到邀请的他没有到场，一个星期之后他才去参观。

“感觉嘛，就是现代化的声光电。”在这个建筑面积超过12000平方米、布展面积达到4860平方米的现代博物馆中，幻影成像、恐龙赛跑、大型多媒体视频等互动项目，给蔡体梁的感触很深。

钟鸣生副馆长是开馆前几个月正式调过来的，学地质力学出身的他主要分管展厅，“现代博物馆是征集、收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的实物，并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是一所公众的社会大学。甘肃地质博物馆主要承担全省国土资源实物标本的收集、采集、鉴定、整理、管理、典藏和展示陈列；岩石、宝玉石和古生物标本的鉴定、研究和开发利用；开展馆藏标本及其保护技术研究与学术交流；作为一座现代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同时还是对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地学知识普及的基地。

据钟鸣生介绍，甘肃地质博物馆馆内主要设有序厅、地球厅、矿物岩石厅、宝玉石厅、生命演化厅、土地资源厅、矿产资源厅、4D穹幕影厅和临时展厅，馆外设有矿石林和影雕文化墙。馆内收藏了省内外地质矿产、古生物、矿物和岩石标本并展示有大夏巨龙、兰州龙和甘肃鸟等一大批国宝级精品，同时，展厅循环播放富有陇原特色和具原创性的《甘肃地质公园》、《甘肃土地资源》、《遨游甘肃》等20多部影视片和幻象以及《宝石趣闻》、《地震体验》等寓教于乐的一系列互动项目。

“甘肃的地质矿产事业对甘肃的经济贡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而言，矿产资源的产出是我们进行工作布局的坐标。比如过去的酒泉、金昌，现在的陇南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地质博物馆的建立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让甘肃地质博物馆馆长毛翔南引以为自豪的不仅仅是博物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还有从展示水平、展现规模和表现形式上，甘肃地质博物馆都被评价为全国省级地质博物馆中的“老大”。

19世纪中叶，西方博物馆的形式和理念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创办博物馆也成为19世纪末中国维新志士提倡“开民智”的重要措施。

甘肃地质博物馆的前身地质陈列馆是1943年建立的。

1965年来到甘肃的蔡体梁是现在还能说得上那段历史的为数不多的人员之一。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甘肃地质局地质资料处处长的蔡体梁分管的部门中就有甘肃地质博物馆，当时叫地质陈列馆。

“甘肃地质博物馆的前身是原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下设的5个室中的陈列室，它是1943年成立的，是当时西北地区最早的地质陈列室，也是全国较早的地区性地质陈列室之一。”蔡体梁曾翻阅过一些关于地质博物馆的资料，遗憾的是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没人管这方面的事。“抗战后期开发西北的声音在全国高涨，尤其以地质调查为开发之先导，随即，国民政府命令中央地质调查所筹备设立西北分所。当时，甘肃仅仅有一个地质矿产勘测队，属于当时的甘肃建设厅，这个勘测队以找煤和铁矿为主，人员也只有五六人，在成立西北分所的前一年，甘肃省政府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先合作成立了地质矿产调查队，人员都是中央地质调查所派来的，共5人，其中王曰伦任队长。到了1943年10月，西北分所就正式在甘肃机器厂(旧址萃英门附近)成立了，王曰伦任所长，分所下设的5个室其中一个就是陈列室，室主任由毕庆昌兼任。毕庆昌去了台湾后，由梁文郁出任室主任。”

蔡体梁说，西北分所成立之初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以制地质图和勘测各种矿产为主，这期间，分所的队员分别调查完成了陇西、定西、永昌、临夏、通渭、秦安、酒泉等全省大部分地方的地质图幅，包括靖远、会宁及景泰等处的煤田地质。

“限于经费原因，分所成立初的五六年间形成的材料都未能出版，表面上看好像没有成绩可言，事实上当时那些老地质前辈每天都是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工作。”对蔡体梁所提及的这个观点，钟鸣生也持同一看法。他说老一辈地质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即使到现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地质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那些老一辈地质学家用英文写的地质报告到现在还是我们用得上的资料。”

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成立之初的五六年间，陈列室也就是一个收藏与整理标本的地方，因为那一时期，采集的标本大部分仅供研究之用，而不适于陈列。“到解放前一年，陈列室收藏的标本也就三千来件，其中多半采自甘肃境内，也有来自新疆、陕西、青海、宁夏的，当时陈列室空间小，陈列的标本也就一千来件，类别包括矿产、岩石、植物化石、脊椎动物化石、地史以及新旧石器、各期彩陶等等。”蔡体梁说尽管当时设备简陋，但事实上，当时陈列室中的那些标本内容在西北地区内“尚属仅有”。

“镇馆之宝”

解放后至1985年的复馆，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的隶属关系几经变更，也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变更中，馆藏标本也在不断地“散失”。“‘文革’开始后，地质资料处就被撤销了，地质陈列馆的标本管理人员也几经更换，其间标本丢的丢，失的失，所剩无几。”蔡体梁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在1972年，当时的甘肃地质局为了给文艺汇演腾场地，将陈列在地质局大礼堂的标本统统撤出来，置于露天。“那些堆砌于露天的标本根本无人管，横遭破坏，珍贵标本损失殆尽。更让人心痛的是，后来，其中相当一部分标本装上大卡车倒进黄河里去了。”

等到地质陈列馆变为甘肃地质博物馆复馆时，也是在它“自动闭馆”近20年之后了。

一直到1999年，坐落在兰州红星巷里的甘肃地质博物馆，因为建筑简陋，年久失修，馆内地面沉陷，墙体开裂，存在安全隐患再度闭馆。

“那个时期馆藏标本就超过3万件，陈列标本7000多件，其中有较多珍贵的矿石、矿物及古生物化石标本。比如今天陈列在馆里的温家宝总理在甘肃工作时采集于甘肃北山地区460金矿标本。”毛翔南说，如今这已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温家宝总理1968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来到甘肃酒泉，在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从事地质工作，温总理从地质技术员干起，主要从事祁连山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参与测制包括祁连山主峰在内的区调图，并亲自编写了该图下册的文字说明部分。

“温总理当年的工作笔记以及采集的标本体现了他对地质工作的深厚情感。”

以“兰州龙”为代表的恐龙动物群是甘肃地质博物馆中的又一镇馆之宝。

“无论是目前亚洲已知保存最好和最大的蜥脚类恐龙——炳灵大夏巨龙，还是世界上已知的具有最大牙齿的植食性恐龙——巨齿兰州龙，它们都是近10年在甘肃省境内发现的恐龙新属新种。最可贵的是它们都是正型标本，是真实标本，不是复制标本。从这一点上来看，若要看恐龙，定要到甘肃地质博物馆。”甘肃地质博物馆副馆长杨大庆说。

一种看的方式

后来，博物馆还专门派车接蔡体梁去馆里一两次。蔡体梁说，接他去主要是让他给些建议。结果，他给出的意见是“标本还远远不够”。“站在专业角度，应该有的标本却没有好的，比如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金矿标本，一些甘肃稀少的矿物标本，诸如宝玉石标本就比较少。”

毛翔南馆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在宝玉石展厅还有不少空闲之地，宝玉石标本数量少，品相低。“作为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我的野心甚至大到想把地球上所有的典型矿石矿物标本据为己有，而这是需要时间及一个采集和收集的过程的。”毛翔南说，在博物馆3—5年的规划中加大了对宝玉石的收购。

在以科研开发为主导工作的杨大庆来看，馆藏只是博物馆的一个最基础的功能，而不断推出新的科研成果才是支撑一个博物馆生存下去的生命力。“即将于明年在正式学术刊物上刊发的一篇关于叙五龙的文章，算得上是我们地质博物馆开馆后的第一个新成果，这个同样在甘肃境内发现的正型标本恐龙，是以纪念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王曰伦而命名的，王曰伦先生字叙五。”

时下这是一种对博物馆的新认识——看一个博物馆陈列水平的高低，不在于馆藏文物的多少，而在于怎样拓展它的文物深度与广度，在于展示它蕴藏的文化内涵、文化外延和文化渊源，并由它们之间的联系所形成的文化体系。

“博物馆有众多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展品，比起刻板的说教，这种亲身感受的方式能取得的教育效果自然要好得多。但现在我们省内仍有一些博物馆由于知名度不高而鲜有人问津，这无疑是巨大的资源闲置，应该未雨绸缪，引以为戒。”甘肃文史馆研究员漆子扬博士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