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博物馆与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作为一种主张、一种理念和一种行动,在民族博物馆中有突出的反映。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是指导民族博物馆收集物品、进行文化展示的指南。如何看待民族博物馆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议题。
欧洲博物馆:多元文化主义的新趋势
刚刚在上海闭幕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上,加布里艾拉·巴塔伊尼-德拉戈尼在主题发言《欧洲,博物馆以及不同文化间的行为》中,评述了欧洲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当代欧洲博物馆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博物馆成为“跨文化的空间”、“跨文化的工具”。因此,与欧洲整个板块的“整合”同步,博物馆的多元文化主义促成了和而不同、分享与共建的新逻辑。
当今世界,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博物馆正在从展示和保护文物的封闭场所,逐步转变为开放、互动的交流场所。“文化多样性”从原初意义的不同族群文化的平等互动以及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统一,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之下,跨国界、跨区域、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和理解,经验的汇聚与分享,成为博物馆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此方面,欧洲博物馆界走在了前面。

民族博物馆遭遇多元文化主义的尴尬
任何一个民族博物馆都是为了满足某些特定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它首先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理念和主题以及背后的特定人群。当这些理念或者主题被强调时,另外的理念和主题就会被忽视或者抹煞。因此,主张文化多样性的博物馆在建立初期就存在着与文化多样性内在逻辑“背道而驰”的地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前面引述的有关欧洲趋势的评述中作者频繁使用“跨文化”而不是“多元文化”。
回到博物馆工作的内部,博物馆以及展览的内容是比较固定的,而看似灵活的时间、地点、形式、种类等,其实也是固定的。假如一座博物馆的主旨是“致力于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交流”,那么它对于“地方性的遗产”就会有所忽视。就展览而言,也是如此。因此,当前关于博物馆与文化多样性议题的种种讨论中,大家形成共识的关于博物馆的本质认识是“争议是展览的真正本质之一”。
在西方,博物馆展览已经成为社会争辩的一个焦点。某些少数族群试图通过博物馆或者某些展览,建立和保持一种社区意识,并希望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维护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主张,这些群体对已经建立的博物馆以及类似文化机构控制了展示其历史、文化等的权利提出了挑战。博物馆“话语权”之争,是西方诸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民族博物馆的话语权之争中,最具代表性的议题是“博物馆中的土著艺术之争”。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上的美洲印第安艺术博物馆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欧美关于艺术的学说中,印第安人和非洲一样,只有“物品”没有“艺术品”,所以在早先建立的美国国立美术馆中,不会设置或者展览“印第安人艺术”。艺术的多元文化主义,最终产生了“印第安人艺术”以及展览印第安人艺术博物馆的诞生。

多元文化主义下,民族博物馆不再是庙堂
上述争论和探索,也促使人们思考博物馆的意义。传统的、把博物馆当做庙堂的观念,逐渐被一种把博物馆看作论坛的新观念所取代。
作为庙堂,博物馆发挥着“永恒的、普遍的功能”,提供一个有关文化的“标准的、结构化的文本”。相反,作为论坛,博物馆是一个“疑问、实验和争论”的地方。
在我国博物馆的语境中,人们还是习惯把两种主张结合起来,如首都博物馆的定位是“老百姓的礼堂,政府的会客厅”。10年前,将博物馆定位为庙堂角色是普遍的认识和做法,但现在很少有严肃的博物馆从业人员会主张博物馆不是一个论坛和平台。
有关“民族艺术”的展览中,多元主义以及艺术与种族的关系一直是难以跨越的焦点问题。就艺术哲学的主张来看,一般认为“当艺术家接近最高的艺术领域时,民族的因素必然在他们的作品中消失”,这种看法相当普遍。但同时流行的另一句经典语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些艺术家喜欢在展览自己的作品时不提及他们的民族身份,而是以主流文化的标准来介绍评判他们。另外一些艺术家则张口闭口大谈自己的民族身份。
因此,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普遍成为民族博物馆的原则,也带来了更多的争议和工作困境。除了内容、定位等的争论外,展览如何组织也会引起争论。努力在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下表现得更有责任感的博物馆,必然发现它们自身陷入了“论战”之中。民族博物馆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往往一个展览要负担起代表整个群体认同或地域文化的重任,这在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中通常是不会发生的。
多年前,就有激进的学者主张“让博物馆走下神坛”,而“走进生活的博物馆”似乎比在“神坛上”更加迷失:以往人们是被博物馆的权威性所吸引,而如果这种权威受到所谓的怀疑,观众则会失去兴趣。在这里,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甚至制约)博物馆发展的敏感话题。
博物馆:守住最后的“底线”
多元文化主义指导下的博物馆藏品收集、展览,积极进步,意义深远,但其“破坏性”也同样严重。如何在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中表达多样的观点,实践多元文化主义之宗旨,需要经过严格的“博物馆程序”的考评和论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博物馆中的“藏品”这个环节。任何“一般物品”、“艺术品”或“文物”须经过严格的“博物馆程序”,才能成为藏品和展品。这个构建博物馆“权威性”的前提、基础和保证,是博物馆的最后底线。
多元文化在博物馆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难以确定的议题。如果把博物馆多元文化主义定位为:自觉有意地探索多元文化与不同文化间的领域,反映各种群体的主张,守住博物馆的“程序底线”,则民族博物馆一定会在当代社会获得重要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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