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历史与艺术为博物馆开启时代新航程

由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重组而成的国家博物馆，在历时近4年的改扩建工程之后，自“复兴之路”长期陈列3月1日复展和 “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 3月24日开幕以来，一个接一个展览相继展出，接受社会的检验，引起了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新国博除了建筑的恢弘之外，“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则成为社会和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

毋庸讳言，原来属于历史类的博物馆，在过去既表现出了它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因此，国博自2003年成立以后，如果仅有通史陈列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建筑的体量扩大了三倍，势必要找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突破口，使它在承传原有传统的基础上，既做好历史类的收藏、展览和研究等工作，同时，按照国际上大型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将艺术的收藏、展览和研究工作提升到与历史相并行的平台上。因此，“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则成为新国博发展的突破口，这将为新国博的新空间在历史与艺术的交叉中相互辉映，让新国博焕发出时代的神采。显然，作为世界第一大馆，它已经不可能将自己的业务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只有通过它的综合性，拓展业务的领域，才有可能服务于公众的多样化需求，才能与大国的地位相称，才能与大馆的地位相称。在当代特定的社会现实中，提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表现了在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抉择未来的智慧。

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在国博馆藏的所有历史文物中，绝大多数都包含着丰富的艺术信息，其中有许多就是纯粹的艺术品，比如著名的“后母戊鼎”，既反映了商代社会所特有的威权，同时又代表着青铜器艺术的最高成就，其最具时代特征的饕餮纹所表现出来的狰狞之美，除了威严的历史表述之外，所传达的艺术的力量，成为中国艺术史中的代表之一；比如明代的《抗倭图卷》，它虽然反映明代抗倭的历史事件，是表现历史或者记录历史的图像，同时，它也是明代绘画史中的重要代表作，是我们研究明代史诗绘画的一件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可以说，历史与艺术在我们的文明史中一直是互相依存的，我们难以割裂历史文物与艺术的关系，我们也难以去除属于历史文物的艺术品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因此，很多艺术品都是佐证历史的重要实物。如此看来，国博馆藏的106万件藏品不仅是研究中国文明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资料。所以，在历史与艺术并行发展的、超过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历史中，历史和艺术是不能分离的。

在国博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要求，博物馆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博物馆的定位，成立之初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明确标明了它的历史专业的属性。新中国成立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发展中，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以及革命事业曾经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内容，如此，就无暇顾及到艺术的存在。但是，艺术作品为辅佐这些展陈的内容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从1951年开始，国博曾先后4次组织大规模的历史画创作，出现了像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石鲁的《转战陕北》等时代的代表作。这也说明，即使在以历史为主业的过去，也没有放弃艺术给予历史的辅助，而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关系，使得国家博物馆有幸在艺术品的收藏方面奠定了自己丰厚的家底。

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中，绝大多数的省一级博物馆都是历史类的博物馆，毛泽东主席1958年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曾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这就是我们省一级博物馆的历史属性的由来。时代不同了，博物馆的发展必须反映人民的期待和人民对于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国博“历史与艺术并重”发展定位的提出，无疑会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引领性也可能会改变它的专业属性和体制关系。比如在文化部的管理系统中，博物馆归属于文物局领导，美术馆归属于艺术司领导，但现在发展趋向中的博物馆的美术馆化，和美术馆的博物馆化，这种交叉势必带来未来行政管理的新变化。可以预想，在未来的5年中，中国许多省的博物馆在经过新建和改扩建之后，业务上都将会出现“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局面。

“历史与艺术并重”发展定位的提出，对于国博各项事业的拓展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人们看到与建筑相关的新国博所呈现的展览新面貌，其中在多元的展览结构中，将表现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特色，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又有世界的；既有传统的、又有当代的、还有时尚的。转型所带来的变化，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了国家文化形象窗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