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文化造城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也是综合国力和国民素质的体现，文化艺术的认同要比一般的政治、经济的认同更加具有影响力。中国作为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国家，在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潮流中，艺术的复兴首当其冲。在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有关国家重点文化事业重点工程中有两条提到博物馆和美术馆，“其一”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工程”中提到“规划一批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其四”在“重大文化设施建设”中提到“推进国家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一批代表国家文化形象的重点文化设施建设”。

这几年，由于政府推动文化产业政策的深入影响，我明显发现有心做博物馆的藏家、单位、企业、地方政府越来越多。我们收到最常见的发问是：“做一个多大的博物馆合适，得花多少钱，多少年能够不用再投钱？”、“怎么规划博物馆建筑结构？”、“请帮我们划分一下博物馆的空间功能吧，这周就要动工，再不动工来不及了”、“我没有藏品，我可以做一个博物馆吗？”、“要投多少钱盖一个博物馆才有面子？”……这些含混不一的要求，显示出绝大多数人将博物馆甚至博物馆空间孤立看待的观念，与我们一直提倡的“文化生态系统”概念相悖。

在做说服工作和具体进入一些项目研究的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是到了应该探讨城市与博物馆的关系的时候了。新问题的出现，正是因为新时代的到来。是的，创意经济的时代到了。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前所未有地凸显，文化产业应运而生。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观察博物馆的视野与运营博物馆的机制就必须纳入文化产业发展与城市品牌打造的范畴。同时，文化产业与文化设施为城市文化及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也对当代博物馆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我们的研究与观察，我们也发现博物馆与其他产业领域的融合，可以产生、创造更高的附加值，改变落后的产业生态和（以至）复兴一座城市的巨大能量。

我们将博物馆置于城市创意经济发展与文化生态环境的大视野之下，着力探讨博物馆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效应，反思旧有的博物馆体制与体系，以及当代博物馆在文化造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同时，参考全世界成功案例与中国典型案例，提出了适应不同需求的文化造城方法。希望这本书不仅提供了运营博物馆的一种新系统，同时可以从博物馆这个微观的切面发现一个观察城市的新方法。

中国博物馆事业新纪元的开创者以及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院（1905年）的创办人张謇（1853—1926）先生曾经说：“哀莫大于亡史，而国亡次之。”歌德也曾经说过：“假如不是通过一种光辉的民族文化均衡地灌输到全国各地，德国如何能伟大呢？遍布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作为支持和促进民族文化教养提高的力量，是绝不应被忽视的。”歌德生活的年代，正是第一座博物馆诞生并且西欧的博物馆逐步对公众开放的年代，也正是西欧城市化开始并且迅速发展的年代，歌德认识到博物馆这类文化设施对于这一时期的城市和国家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如果说张謇先生的时代，国家的民主氛围、政治经济状况与城市的发展，还无法满足博物馆与大众文化设施生长壮大并且产生得以改变城市的条件，也无法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导致了“南通模式”的昙花一现。那么今天的中国，与两百多年前的西欧城市化发展与西欧博物馆发展时期，既有很大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在起步程度方面又有很大的相似。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且实践智者的谏言，希望出现越来越多有个性的博物馆，为营造城市文化生态、打造城市文化个性与品牌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