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藏家的收藏之路

　　2011年香港苏富比春拍留下的数据证明这是一场相当完美的拍卖。总估价为27亿港元的36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高达34.9亿港元，比2010年秋季大幅增长。然而一向被其视为强项的瓷器工艺品拍卖，却出现了重要拍品流拍的现象。拍前备受瞩目的“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最终成交率仅为70.13，77件拍品中23件没有拍出，远低于6到9亿港元的拍前估价。

　　作为顶级拍卖公司的苏富比，此次在专场设置上可谓用心良苦，特意安排了“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与“灵犀万象——仇炎之、仇大雄父子珍藏犀角雕刻”在此次春拍中共同出现。对国内藏家来说，“玫茵堂”这个名字充满了神秘感，其收藏的中国瓷器都是各年代的精品。而作为“玫茵堂”收藏的领路人，仇氏所拥有的犀角是世界上最精巧的犀角雕刻收藏之一。由此，两场具有“师徒”关系的经典收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最终的结果则是老师赢了数据，而徒弟赢了名声。

　　历经50年形成的玫茵堂珍藏

　　作为此次香港苏富比主推的瓷器专场，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表示：“玫茵堂”收藏是近30年来苏富比上拍最重要的私人瓷器收藏。其重要之处不在于是否刷新中国拍卖纪录，而是能对近年来涌入艺术品市场的新买家起到样板作用，可以让他们从来自欧洲的“老收藏”中，体验什么是顶级的中国瓷器珍藏。

　　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界，玫茵堂藏瓷可谓私人藏家中的个中翘楚，与阿尔弗雷德·克拉克(Alfred Clark)及玻西瓦尔·大卫(Percival David)齐名。其收藏是除却北京和台北的大型博物馆藏之外最为重要的中国瓷器藏品。由在菲律宾的瑞士藏家斯蒂芬和吉尔伯特·裕利(Stephen and Gilbert Zuellig)在知名古董商仇炎之(Edward Chow，仇国仕的祖父)和桂斯·艾斯肯纳奇(Giuseppe Eskenazi)的协助下历经50余年而成就，此次拍卖的77件拍品则构成了元、明、清代瓷器佳品中的精华范例。

　　Stephen Zuellig，现年93岁的瑞士商人，出生在菲律宾，与其弟(已于2009年离世)Gilbert苦心经营60载，将他们父亲在马尼拉创立的商行发扬光大。今天的Zuellig集团是亚洲领先的医疗服务及药品提供商，并且是该这一地区最大的农业综合企业，年营业额达120亿美元。这个集团的大部分现在仍然为家族所有，为这对兄弟创造了可观财富。

　　他们将自己的收藏定名为“玫茵堂”，意为 “玫瑰花丛中的殿堂”，另外这也是他们在瑞士的家乡Meienberg的谐音。1912年，他们的祖父在瑞士苏黎世东南部的Rapperswil买下名为 Meienberg的地产，这对兄弟在那里都有各自的房产，Stephen Zuellig还在自家的一个狭长的地下走廊展示他的宝贵收藏——这次香港的专场拍卖，正是以Stephen Zuellig收藏的元明清器物为主。

　　Zuellig兄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 Helen Ling购买中国艺术品，Helen Ling是他们的新加坡合伙人，美籍人士，当时在上海经营中国瓷器。正是她将 Edward Chow(即仇炎之)介绍给这对兄弟，Edward当时驻香港，不久后又转驻瑞士。他是战后最显赫的中国艺术品藏家和经销者。早期，从古代青铜器到晚期的瓷器，这对兄弟对中国艺术品存有广泛兴趣。但他们按照年代将各自的兴趣进行了划分：Gilbert专注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之间的早期陶器，Stephen则将精力倾注于元明清三代的瓷器。

　　Zuellig兄弟总是寻求最专业的经销商，其中Priestley和 Ferraro精通早期艺术品，另一位Eskenazi先生则深谙晚期艺术品。在25年的时间里，他们为Zuellig兄弟购得(或以他们的名义购得)超过160件藏品。但是对Zuellig兄弟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仇炎之，这位收藏家在这对兄弟心中深植了对中国艺术品的热爱和某种程度的敬畏。

　　对于仇炎之所给予的三大指导，“玫茵堂”主人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作品的珍稀程度、纹饰的品质以及作品的品相。而在具体操作中，这三大原则可以随机应变。就这样，“玫茵堂”主人和仇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今后的收藏中，“玫茵堂”多少都延续了仇炎之的收藏品位。

　　仇氏父子与犀角杯的难舍之情

明崇帧犀角雕山水人物图杯《己卯夏日秣陵兴城制陵》款

　　2010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松竹堂珍藏——重要犀角雕刻Ⅱ”拍卖中30件犀角精品全部成交，总成交额高达2.37亿港元，也引爆了犀角雕的拍卖行情。此次香港苏富比所带来的“灵犀万象——仇炎之、仇大雄父子珍藏犀角雕刻”专场最终成交总额高达 1.25 亿港元，26件拍品中有25件成交，成交率为96.15%，最高的单品成交额为 1858万港元。

　　仇炎之是上世纪著名的收藏大家。早年在上海、扬州经营古玩生意，因其眼力极佳，收藏了大量的明清瓷器和高古青铜器等艺术佳品。仇炎之过世后，其后人委托苏富比，将其藏品分三次在香港、伦敦推出，一时引起轰动。1959年，仇炎之从伦敦著名古董商约翰·斯帕克斯(John Sparks)店里购下了明犀角雕山水人物图杯，自此开始了犀角收藏。

　　这件犀角杯的全称为明崇帧犀角雕山水人物图杯《己卯夏日秣陵兴城制陵》款。其意境与赤壁山水图相同，或受其启发。峻岭峭壁，巍峨秀逸，器身上环雕山水楼阁，握杯在手，如手卷画轴徐徐展开，延绵千里。雕刻深峻，山水更见立体，以犀角之形，巧妙地把赤壁的怪石嶙峋展现无遗。犀角雕器，刻铭文的比较少见，而同时雕年款的就更为珍罕。在这件角雕的石崖上刻“己卯夏日秣陵兴城制”9字，由兴城制于南京，时为1639年夏。秣陵是南京于明清时的旧称，可指雕刻家兴城做事之地、本品制造之地，或艺匠原籍。根据犀角杯雕刻的风格看，可能为17世纪秣陵雕刻大师周文枢的学生兴城所做。

　　之后20年的时间，仇炎之先后从伦敦、纽约、东京、香港及巴黎购入犀角作品，直至1978年才停下购买。时任都柏林国立博物馆馆长的简·查普曼(Jan Chapman)当时接收了一批由爱尔兰都柏林切斯特图书馆(Chester Beatty Library in Dublin)转交的219件犀角杯，查普曼受聘负责拍摄及编写图录的工作，为了撰写图录初稿，他必须广泛考察其他犀角珍藏，于是有了与仇炎之父子在日内瓦的见面。他回忆道：“仇先生与家人同住，居所宽敞别致，眺望日内瓦湖。那时的我遑遑不安，进屋，顿时被满目的中式陈设所震慑。”查普曼还清楚地记得，往后数次重返仇炎之日内瓦之居，细细品味珍藏的情况：犹如步入庙堂，红墙缀金，美轮美奂。客厅置玻璃陈列柜数座，不仅藏品瑰丽珍奇，其列展方法也近乎完美。在查普曼眼中，艺术品填满了仇家每一寸空间。

　　第一次的见面，查普曼被领至一个房间，室内置中式大桌，上面堆满各式小盒，以布覆盖。仇炎之身穿一袭中国长袍，上前自我介绍，并同坐桌旁，为查普曼逐一打开小盒。“与仇先生一边欣赏着精美的角雕，一边热烈讨论，我俩都忘了时间。直至两三个小时后，他才令其中一个儿子招待我午饭。”这就是仇大雄。午餐的时候，查普曼问他对中国艺术是否有兴趣，当时他说不。即便如此，两人还是成了挚友。

　　1978年，仇大雄在德国慕尼黑购入了首件犀角雕：一件16—17世纪犀角雕山水图龙柄杯。角杯环雕山石流水，亭台楼阁，烟云翻卷，饰巨龙，身披鳞甲，攀于器侧内往杯内俯视，以此作柄，别有新意。桐树下，两老者与一幼童，老人遥指巨龙，暗示苍龙教子，寄寓长辈对子女言传身教，循循善诱，望子成龙，冀望有一天，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仇大雄回忆：“得物后，先父为我以旧牙刷清洁角雕，他是那么的温柔细心。这是我个人收藏的起点，如同此杯的寓意一样深远。” 1980年，仇炎之辞世，由于仇氏家族庞大，这些藏品均作为遗产等待分配。仇大雄为了纪念父亲，也是出于对犀角器的热爱，决定出资购下先父的犀角器收藏。从此，仇大雄更加坚定了其鉴藏犀角艺术品的信念。

　　顶级收藏家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

　　经历了“宫廷艺术品”收藏的狂热之后，香港苏富比在此次春拍中试图用这两场“师徒”关系的专场告诉我们，收藏一定会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才能有机会荟萃顶级珍品，对于目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而言，“亿元时代”的到来使得众多新买家涌现出来，而与传统的收藏家相比，他们只钟情于购买图录封面的重要拍品而忽略了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试图用金钱迅速堆积起所谓的顶级收藏。

　　此次“玫茵堂”珍藏不理想的成交结果或许可以说明藏家在购买高价艺术品时的谨慎态度，而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玫茵堂”主人在收藏时不会看不起小件的、价格便宜的作品，而是坚持自己的收藏理念，因此在他们的收藏中既有一些历朝历代标志性的代表作品，也有一些不是很贵但品质很高而又特别的作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拍卖市场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热，使玫茵堂主人有机会购买从19与20世纪之交到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脉相承的欧洲中国艺术品，而在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火热的今天，构建自己专属顶级收藏的机会已经到来，相信两场由“老藏家”所呈现的顶级收藏之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