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物故事：毛泽东晚年会见外宾常坐的特制沙发

毛泽东晚年是极为重视外交工作的，他曾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要见见，谈谈。

毛泽东晚年会见外国政要、友人一般是坐在他会客厅一张特制沙发上进行的。这张沙发几经辗转，现在正静静地陈展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供成千上万的游人参观。它表面看起来极为普通，但实际与一般的沙发不同，它是当年工作人员在北京南郊木材厂为毛泽东特制的沙发，目的是为了适应晚年毛泽东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性的需要。它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沙发高1米，横宽0.9米，纵长0.7米，较主席先前坐过的俄式沙发矮小；二是沙发底座的木板中央挖了一个圆形大洞；三是沙发坐垫改变了原来的弹簧垫而用上乳白色的海绵，并且上面钻了许多蜂窝状的小孔。这种设计解决了二个难题，一是毛泽东晚年因身体日渐衰弱，他坐在俄式大沙发上时，身子便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滑，沙发低矮且中有圆洞，坐在上面重心就比较好掌握；二是毛泽东晚年行走不便，往往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因为不透气，长期下来，皮肤上都起了褥疮，坐垫上钻有小孔，就解决了透气透湿的问题。为了装饰，工作人员还在沙发底座上蒙了禇红色的毛料布面，在木脚架上刷上阳干漆，再套上米黄色布和绿、黄相间的草席，看上去虽然不太美观，却也大方实用，这与毛泽东的简节生活较为贴近。毛泽东十分喜欢这张沙发，他坐在这个沙发上，摇了摇，高兴地说：“这就好多了，这就好多了。”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会晤，对于这次会晤的意义，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在他的英语卡片上写有“打开了中美人民之间关系中新的一页opened a new pag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应该是对这次会晤的评价。 毛泽东还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迎刃而解了。”事实上，这次两个大国领导人成功会晤，来之不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奉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原则，并执行“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政策，这在当时无疑是不得以的正确选择。主观上来说，是为了从制度到观念意识上来割断中国和西方列强长期以来的不平等关系，以期重新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客观上来说，在战后冷战爆发两大阵营对立的特殊历史时期，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中国不可能有选择余地，不如此，国家的安全无法保障。这样，一段时期，中美处于一种对抗状态。但是在同苏俄交往过程中，毛泽东发现苏俄也很难平等相待中国， 1970年在同斯诺谈话时，他说“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出于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毛泽东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不平等关系的，他对斯诺说，在一些不听俄国人话中间，“其中就有鄙人”。

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中苏交恶，苏联陈兵百万于两国边境，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现实威胁，而同一时期，美苏争霸，是苏攻美守的局面，这样，在对苏的问题上中美两国有了共同的战略利益。于是，毛泽东决心以务实态度，利用大国博弈契机，开创一种新的外交格局，争取中国既能摆脱大国挤压，又能发展成为国际舞台一种新的力量。所以，打破中美僵局是毛泽东晚年外交战略大调整中极为精彩的一环。为此他抓住一些机会作了精心的铺垫和安排。还是1970年在同斯诺晤谈中，毛泽东至少三次主动提到尼克松总统，赞赏尼克松多次写信来说要来中国当面谈，明确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说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有意思的事，一年多后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当斯诺问毛泽东中美会不会建交时，毛泽东肯定回答：“总要建交的”，并反问“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明确表达了两国关系不能僵着。1971毛泽东应允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巧妙地向美国发出了友好信息。到1972年，经过双方一系列艰难的努力，2月21日，尼克松来华访问终于成行。

不巧得很，这次来访，恰逢毛泽东大病未愈，此前1月12日，毛泽东因心肌梗塞几乎长睡不醒，吓得周恩来总理哽咽流泪。人们都在担心毛尼是否能够会晤，所以事先虽有会见安排，却没法确定具体时间。可是当尼克松抵达北京四个小时刚吃完午饭不久，毛泽东便突然提出：要立即会晤尼克松。当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仍然还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为以防不测，书房隔壁房间里一个医疗组在紧张地待命，为了做好抢救的准备，他们甚至于把给主席用的强心针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无法想象，对于主席，这需要一种怎样的顽强和毅力，当然这表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大国领导人的责任。

会谈是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的。毛泽东坐在这张特制的沙发上饶有兴趣地与尼克松谈起了哲学。此时这张特制的沙发，或许印证了它的特殊功效，它的舒适，让此时虚弱的毛泽东不必太在意身体不适的事情。总之，毛泽东谈话十分专注，他的侃侃而谈，使来访者忘记了主人是一位已经79岁高龄且卧病在床的老人。尼克松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想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近一个小时。” 会谈之后，经过双方谈判，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方表示对中方的一个中国立场“不提出异议”，并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基辛格后来回去琢磨发现，上海公报里每一个段落，都相应有毛泽东在晤谈时说过的一句话。只是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他足足在沙发上坐了30分钟，才上床休息。

同样是在这张特制的沙发上，1972年9月27日，毛主席接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还是在这张沙发上，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会见了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毛泽东在他长期以来的思考和判断基础上，根据苏美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借会见这位非洲客人之机，正式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揭示中国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坐在这张沙发上接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此后，这张沙发，因主人病情日益危重，不得不功成身退。

毛泽东晚年外交战略策略的重大突破，对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奠定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这张特制沙发是这段历史的最好物证，也是毛泽东胸怀天下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