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的《国语》古籍惊现西泠(图)
西泠印社2010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中,“清代校勘第一家”顾广圻批校的《战国策》可谓一战成名。该书以800.8万元的惊人价格,一举创下国内古籍善本单件拍品最高纪录、批校本拍卖最高纪录。“顾批”的惊喜尚未落幕,与之齐名的“黄跋”又将惊现西泠2011春拍。这里提到的“黄跋”便是经过乾嘉间第一藏书大家黄丕烈刊刻、作跋的影宋本《国语》。
清代朴学大兴,因此也造就了一个藏书、校书的黄金时代,而顾、黄二人更是有清一代精于此道的佼佼者,凡古籍善本,但经其中一人之手,必定在内容和身价方面同时得到极大提升,这在当时便已经是学界和业界的共识。这部《国语》为嘉庆五年庚申(1800)黄氏读未见书斋的影宋刊本,亦为黄丕烈“士礼居丛书”中的第一部,故而极受重视。黄丕烈当年不仅与顾千里一起参照多个《国语》版本悉心校对,最终选定影宋明道二年本作为刊印底本,还请了钱大昕、段玉裁等学界巨擘为之作序,并由著名书法家李福手书上板,堪称是集众家所长的精善之本。
此书共两册,高丽装帧,封面与封底均用该国皮纸。每册扉页有朝鲜纯真王后垂帘听政时期权臣金羲淳的钤印,印色殷红,略有漫渍。黄丕烈手跋一百单八字,题赠朝鲜使臣朴修其,是现知黄氏题跋域外友人的唯一一种,对中朝文化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如今,这部书历经两世纪的流离颠沛,一朝归国,完璧如初,实在是令人感叹。
人们或许会问,一部中国古籍,何以会用高丽装帧,难道咱们的《国语》也是韩国人写的?这当然是笑谈,不过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本子的确与我们的邻邦颇有些渊源。
话说嘉庆六年辛酉(1801),时年39岁的黄丕烈在几经科场失意后,再度赴京参加“举人大挑”, 此时的他,虽然尚未对仕途完全断念,但主要心思已转移到对古籍善本的搜集和整理上。北京琉璃厂自然成了他徘徊流连之所,正是在这里,他邂逅了朝鲜使臣朴修其。两人笔谈半日,临别时朴修其以楹帖赠黄丕烈,黄丕烈想起自己去年刊刻的《国语》,可惜未随身携带,于是就取了同行友人陈简庄所携的这部《国语》,题跋回赠。百余字跋文言简意长,声情并茂,尽显黄氏之风,其书法,亦能一空倚傍,苍秀绝伦,殊不容有人作伪也。
至于扉页中的金羲淳之印,目前只能以逻辑作大略推断。嘉庆辛酉年(1801),权臣金祖淳受先王遗命辅政,权倾当朝,一时无两。本部《国语》的主人金羲淳似为金祖淳之弟,当朝王妃之叔,先后继任刑曹判书、吏曹判书、兵曹判书,可谓一人独领半璧江山,但有使臣至中国,莫非受其本人委派。使臣归国后将所得罕物贡献上奉,这应是本部《国语》流入朝鲜宫廷的正当孔道。得者宝之爱之,故此,时越二百余载,本书“品相”依然清爽,颇不似前朝旧物。朝鲜三千里江山紧邻中国,该国士者时时提及与黄氏之交谊,以为无上荣耀。此部《国语》荣归故里,不仅是中国文坛的一桩异闻,亦是中国与近邻朝鲜文化交流的一段传奇佳话,更能填补史料空白。
黄丕烈非但知书,且亦乐在其中,其嗜书之笃,可谓空前绝后。姚伯岳教授在《黄丕烈评传》中说“同时能做到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精者,则首推黄丕烈”。在当今艺术市场中,“黄刻”之罕已近传说,“黄跋”的价值已迈宋刻,此部《国语》得“黄刻”“黄跋”“黄校”于一身,跋文涉及友邦宫廷,且又归自海外,其珍贵程度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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