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铜陵师姑墩夏商－春秋时期铸铜遗址

    因南京—安庆城际铁路和北京—福州高速铁路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0年3～8月对铜陵师姑墩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地处长江南岸冲积平原的边缘，北距长江干流约10公里，南面山区即为长江下游最大的铜矿带。遗址所在地三面环山，呈盆地状，盆地内共有4处时代相同、面积相近的遗址。遗址形态为江淮和沿江区域常见的台墩形遗址，墩呈椭圆形，高1-3米，现存面积约7500平方米。发掘面积近1300平方米，发现商周时期房址2座、灰坑10个、沟7条、水井1眼，另有大量柱洞和少量木头、石头堆积。出土陶、石、铜类“小件”文物250余件，另有较多的铜渣和炉壁残块。

    发掘显示该遗址的主体堆积呈四周高、中间低的特点，四周边缘系用纯净的黄色生土逐渐堆垫而成，略高于中间，几乎没有包含物。中间低洼处为多层疏松的黑色草木灰层与黄色土相叠分布，陶片、木头堆积主要出土于中间区域。

    遗址的堆积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时间阶段，早期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晚期为西周至春秋时期。

    遗物以陶器为主，接近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方格纹和弦纹居多，代表性器型有侧三角足罐形鼎，足根两侧捏有2-5对对称按窝，粗长颈凹圜底罐，陶铃，盘形豆，白陶缸，觚形杯等。商时期的陶器主要有三类，夹砂灰陶、夹砂红陶和泥质黑皮陶，另开始出现极少量纹饰简单的印纹硬陶。夹砂红陶有花边底缸、侧三角带对称按窝鼎足，足尖外撇，夹砂灰陶有锥状足粗绳纹鬲，泥质黑皮陶有假腹豆、高柄壶形豆、觚形杯、鬶、圈足盘等。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另有泥质红陶、泥质黑衣红陶、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数量逐渐增多。器类以鬲、盆、罐、甗为主，另有鼎、豆、钵、圈足盘、缸、盉、斝、簋等。代表性器型有夹砂红褐陶素面有刮抹痕柱状足鬲、夹细砂饰弦断绳纹锥状足鬲、曲柄盉、正装宽扁形外撇鼎足等。石器较少，有锛、钺、斧、矛、凿、斜柄刀、穿孔条饰等。

    此外，发现了一大批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在商代晚期地层中出土了少量铜渣和一件铜矛头残块。从西周早期的地层开始，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逐渐增多，基本涵盖了青铜冶铸的各个环节，如作为原料的矿石，作为冶铸设施的粘铜炉壁、支座，作为冶铸废物的铜渣，作为浇铸工具的陶和石制的范和作为浇铸成品的小件铜器。在不少炉壁上，残留的铜可以分多层，应为多次熔铸使用形成。铜渣多呈蜂窝状，较轻。范有陶、石两类，陶范为鼎范，内侧光滑，刻有弦纹和勾连纹；石范为锛范，可看出明显的浇筑和绑缚痕迹。出土的成品铜器中可辨器形多数为工具和武器，有锛、矛、镞、削等，容器类有器足等，另有不少残铜块。

    师姑墩遗址的发掘，填补了皖江中下游无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的空白，首次确立了皖江沿岸和皖南地区较完整的夏商—春秋时期的年代框架。初步分析，接近于夏时期的遗存与江淮地区的大城墩类型面貌相似，并与斗鸡台类型、二里头文化、点将台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商时期遗存表现出较浓的中原风格，与长江中游地区同类遗存也有一定联系；西周至春秋时期文化面貌中地方因素占有一定比例，另有较多的中原风格和少量的湖熟、长江中游尤其是鄂东赣北地区同期遗存风格。

    青铜冶铸遗存的发现首次明确证明了皖南铜矿的开发早到商代并对研究商周时期青铜生产的社会化问题提供了丰富材料。此前皖南发掘的矿冶遗址为西周及以后，师姑墩遗址的发掘材料对构筑与阐释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年代及其文化背景意义重大。联系到盆地内的其他遗址也有青铜冶铸的相关线索，则可能意味着整个聚落群都与青铜冶铸有关，或许在当时铜陵这个青铜资源重镇，青铜冶铸已是普遍现象，这就为我们从基层社会而不仅仅是上层社会这样一个角度探讨青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执笔：张小雷、朔知  发掘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