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考古重要发现

    位于湖南永顺县城以东的老司城，是南宋至明清时期永顺土司政权的司治所在地。1995年―199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湘西自治州文物局、永顺县文物局，先后三次对老司城及外围相关遗存进行了调查与发掘。2001年，老司城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10月被列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为配合《老司城遗址本体保护方案》和《老司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编制，2010年9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工作已取得多项重要收获。

    国家文物局在确定“十二五规划”期间，经过专家们的慎重评选，将老司城列为23处全国重点实施的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之一，充分证明了老司城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老司城遗址是我们目前所揭示出来看到的保护最完整的一个土司城遗址，它的面积比较大，并且有着特定功能的分区，对于功能分区不同的遗址要采取不同的考古调查和规划编制的措施。这两个方面是相互结合的，没有考古工作，规划编制就没有基础，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考古下一步的发掘工作就没有理性的指导，所以两项工作相互叠加形成了一个前期的工作基础。这样一个前期工作做到了对于下一步如何保护、如何展示、进一步如何使它（老司城遗址）变成一个美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都是基础性的工作。因此现在进行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确实也看到现场集中了省内最强的考古研究单位、规划设计单位，对于它的保护应该说是伴随着重大的考古发现和进一步揭示它的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价值的过程。老司城是历史文化与自然山水风光完美的结合，具有立体展示价值。对老司城真正成为国家大遗址保护的一个典范工程，我们充满期待，也满怀信心。

                                                                                    ——2010年10月29日单霁翔局长考察老司城的讲话   

    2010年11月20-21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及来自全国多个省市考古研究单位的专家代表前往发掘工地，组织召开了“老司城考古发掘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研讨会”。围绕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及考古规划、老司城遗址本体保护等议题，专家们建言献策，展开了热烈探讨。

    徐光冀（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

    永顺老司城是土司统治时期酉水流域土家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土家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在历史上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研究老司城对历史学、考古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民族团结和各民族间和谐共处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土司城的考古发掘，是一个新的课题！要了解土家族的历史、了解土家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了解当时的政治、军事结构，考古学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过去对这类遗迹重视不够，因此此次老司城的考古发掘意义非常重大。

    下一步老司城的考古发掘工作要从宏观上要弄清老司城的范围、年代和地层关系，可以用探沟的方式了解明代以下遗迹的情况。考古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考古规划要长短结合，整体把握，适当开展重点发掘。同时，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工作要和文献的研究结合。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老司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湖南省考古研究所集中了精兵强将，汇集了各类人才，工作做得非常扎实、细致，展现了新时期考古工作者的面貌。

    老司城的考古工作目的明确，其一是为老司城遗址公园建设而开展的前期工作，这与以往的考古遗址公园大多都是先有考古发掘，然后才有遗址公园的概念完全不同。因此，老司城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是创建了一种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此次发掘最根本的任务是要通过发掘将从五代一直到明清时期长达800年的永顺土司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发展脉络弄清楚，因此老司城的考古发掘规划非常重要。提两点具体建议：1、对老司城整体范围、布局要弄清楚，充分考虑到800年土司王朝历史演变过程，从纵向来看，时间上分为四期，考古工作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从横向来看，要考虑到这么大范围的宫殿、墓葬、宗教等遗存的水源、交通等问题。2、考古发掘的同时要考虑遗址公园建设，确定保护的主体是什么？是明代遗迹还是更早？基本的框架应以明代为基础来做展示，但早期遗迹的局部发掘很有必要，要保留一个相对完整的剖面。

    整个老司城的考古工作任务非常重，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亲临老司城考古工地，就已经肯定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考古工作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如果没有考古工作者的参与，整个文化遗产的真实面貌和核心价值很难了解清楚，只有通过考古工作才能全面彻底地解决。我想应该把老司城作为考古发掘的一个样板，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样板，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应该作为一个新的样板，我认为这都是可以预期的。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老司城的考古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找到了城门，正门也就找到了，也就是找到了基点；找到了道路，就找到了城市骨架，大的布局就找到了。宫殿区、官署区、居住区、宗教区、墓葬区也都揭示出来了。老司城下一步考古工作的难点是遗址体量较大，因此要抓住重点开展工作，宫殿区里要找到大殿，寺庙区和衙署区还要做一些工作。墓葬区可以反映年代问题，要从墓志铭整理入手，弄清遗址年代的前后序列关系。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以考古工作为前提，考古工作不参与，规划很难做好，建议考古工作与遗址公园规划工作同步进行共同完成。
                                                 

    信立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从遗址本身来看，已令人非常震惊。目前考古工作已取得很大成果，遗址的各功能区已基本弄清楚，对周围60多个遗存点开展了调查，为今后大遗址的保护、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目前老司城考古发掘中找到了西门、供水、排水设施，各功能区大体认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要揭示遗址的核心价值，把主要的遗迹揭露出来。前期的考古工作已经提供了基础资料。今后的考古规划必须结合大遗址的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政府部门在开展遗址公园的建设时必须听取考古部门的意见，保护规划要保证今后长期的考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湖南这方面做得很好，当地政府积极听取文物部门的意见，在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中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始终作为一个主体参加，将考古工作、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相信老司城一定会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典范。
                                                

    安家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我曾经发掘过的陕西麟游县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与永顺的老司城遗址很相似，环境非常好，都是依山傍水。但是1966年当地县委县政府决定新县城选址在遗址区，遗址就毁了。此次永顺县委、县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的态度令人感动，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做到有效保护。老司城的自然条件优越，要按世界文化遗产的理念保护它的真实性、完整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有考古工作做基础，考古工作必须长期进行，应该年年有计划，才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不能因为遗址公园的建设，考古工作就停滞不前了。
                                                 

    刘  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从目前发掘来看，老司城遗址范围内的时间顺序是不一样的，要按区域分别对待。利用晚期破坏的断面，以及利用剖面来解决下面的堆积问题，弄清遗址的最早年代。建议进一步解剖与城相关的其他遗存的内涵。以城为主体的其他配套设施相互之间存在关联，遗址本身的文字较少，墓葬中的文字较多，把墓葬年代的上下限卡住，有助于判断城的上下限。同时要在其他功能区做适当的工作，找到关键点，在城的附近再做一些调查发掘，对判断城主要部分年代有帮助。

    杭  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老司城遗址从选址来看侧重防卫、注重外围的防卫体系，因此对周边遗存的调查是非常有必要的。从目前发掘平面图上看，老司城功能上有了一个大致的分区，宫殿区、衙署区、墓葬区、居民区等比较清楚，但要进一步做工作的地方还是很多。比如说如此完备的排水渠，里面可以走人，规模大，能保存下来非常难得，让我想起了赣州的福寿沟。现在的城墙严格来说最多是内城或王城的城墙，不是土司城的城墙。老司城是一个山城，山城共同的特点基本上是顺着山脊筑城，因此要根据地势来进一步做工作。发掘现场有些遗迹现象叠压很多，可能说明体制发生了改变，改土归流后，土司走了会产生其他的功能，包括城里的建筑空间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都应考虑。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行考古发掘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尤其是晚段的遗址能注意收集了大量动植物遗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永顺是在秦代纳入中央政权的一个郡，它作为一个土司政权，和中央王权之间存在互动，有一个从部落到国家的过程。从学术上来说老司城的考古研究工作是相当繁重的，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比如:这样一个政权它是以什么来立国的？它主要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因此，从考古学方面来说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如果要充分挖掘老司城遗址的核心价值，那么必须把考古工作放在首位，做一个很长远且周全的考古工作计划。文物保护的基础是考古，考古工作做好了，保护工作才能落到实处。
                                                

    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通过今天的参观学习，我认为老司城遗址的发掘难度还是很大，工作量相当繁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掘质量相当好，取得了可喜成绩。
　　从考古发掘和遗址公园建设方面提几点建议：作为考古工作者应该在发掘过程中注意发掘与展示的关系，在发掘研究的同时，就应该考虑展示的问题。如当年我们在做“汉阳陵”的时候，最早方案的构想都是我们考古队提出来的，如果让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的人去做规划，其结果将是不切实际的；遗址公园建设不要盲目追求速度，欲速则不达。先将规划做好可以避免少走弯路；遗址公园的建设不能强求经济效益；遗址公园应当由文物部门来管理，坚持文物工作的管理体制很重要。
                                                  

    金旭东（吉林省文化厅研究员）

    我认为老司城遗址的定位及其价值总结可以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来做。首先要确定这个遗址及周边60多个遗存点哪些可以建成遗址公园，我认为包括老司城、周边村庄、墓葬群都可以放在一起建成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如果按照世界文化遗产标准，考古工作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考古规划要有长期性和全面性。国家对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中的考古工作有明确要求，考古工作必须贯穿始终。对遗址核心区的价值体现及周边遗存点的调查都要纳入考古工作规划当中，考古工作规划实际上超过了遗址公园的规划和申报世界遗产的规划。老司城的考古工作规划还应是一个高标准的工作规划。
    今后老司城的发掘重点要注意整体性。就一般山城而言多是军事性的，目前老司城的功能性质不太清楚。城墙、城圈的范围以及城内的道路系统与城的功能有关，在发掘中要整体考虑。城内主要功能区发掘的完整性将有利于今后的展示。此外，一般的山城堆积较浅，但老司城对当时的原始地貌进行了人为的改造。使用石材的山城，在石材的使用上是可以分期的，对判断城的营建过程有帮助。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发掘和调查中应当注意。
                                                 

    林留根（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通过对老司城遗址的参观和听取考古工作汇报，我认为目前的工作做得比较全面系统，有重点地进行了揭露解剖，城址、墓地、宫殿都进行了揭示，将周边的遗址都做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但目前对遗址本身的性质还不是特别明了，这样会制约我们对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因此首先要全面系统地把考古工作做好，不主张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历史时期的考古是为历史学研究服务的，尤其是对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从今天老司城出土的遗物来看，最发达的时期还是明中期以后，可能和地方经济有一定的关联。明中期以后进山开矿，这是溪州土司最发达的时候，也是老司城最发达的时候。当时规模不大的土司能到景德镇订货这在全国也并不多见，说明此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目前考古工作已经发掘的部分基本上属于明中后期，随着对瓷器研究的深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地层出土的瓷片进行断代。考古工作强调整体保护，我建议可以局部解剖，找一个不是很重要的地方挖到底，对城始建年代、始建规模以及繁荣程度都能做出有效判断。
                                                

    袁家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目前考古工作的核心问题是一定要坚持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只有通过科学发掘才能认识老司城遗址的真正价值。当地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非常重视，与此同时还要做好与文物部门、考古部门沟通衔接的问题。各部门之间能协调好，工作才能逐步深入开展下去，职能部门与考古工作者在工作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可能存在差别，但是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是一致的。
                                                

    贺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老司城考古发掘工作的目标还须进一步细化，做到目标明确。目前发掘规模比较宏大，有很好的排水系统，与此同时还要考虑遗址的进水、防火、消防等问题。老司城的范围非常大，如果把它全部纳入遗址公园的保护区域，困难相当大，建议进一步拓展思路，采取以点和片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多种形式，做好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工作。

(专家发言据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从王村到老司城——永顺彭氏土司的历史踪迹

    柴焕波

    永顺彭氏的兴起

    湘西酉水流域上古为要服，周宣王时为蛮方，在秦楚争霸的战国中晚期，酉水作为沟通秦楚之间的交通孔道，曾一度成为争夺的焦点，楚时设黔中郡，秦置洞庭郡，汉设武陵郡，武陵郡包括洞庭湖西北和鄂、渝、黔一部分，永顺属当时的酉阳县，县治在今王村。

    王村对岸的白鹤湾曾发掘出大量的战国楚墓。王村纱帽山下连绵的山坡上，是长约1公里、宽约百余米的汉墓区，在公官坪、官衙坪、丛树包、杨家坪、贝尔中学的两汉墓地中，出土过陶器、青铜器、滑玉器等遗物。酉阳古城也像酉水边同时期的里耶古城、保靖四方城一样，为帝国承担着扼守交通要道的职能。王村码头原有“楚蜀通津”、“酉阳雄镇”的题刻，反映了这种地理态势和建置沿革。

    秦汉以来，中央王朝与湘西地方豪族之间的冲突不断，这类战争不绝于史。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夏，马援征蛮，结果被相单程阻击于沅水清浪滩以下的壶头山附近，官兵纷纷患疟疾，马援本人也“马革裹尸”而还。 南朝，汉族地区“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不拿官税，结党成群，动有数百千人。”武陵山区一时成为了华夏人民的逃避薮。至隋统一时，以酉水流域为中心的武陵山区“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周书》卷49）

    黄巢起义以后流寇现象此起彼伏，湖南蛮人纷纷自立，一片乱象。原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州、县或被废弃不顾，或为少数民族首领起兵自保，豪杰并起，又旋起旋灭，在这个历史的浪潮中，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酉水流域大姓豪族的结盟者——五代时自署为溪州刺史的彭瑊，他的出现，深刻影响了以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割据。

    自五代梁开平四年（910年）楚王马殷救彭瑊归楚，并以瑊为溪州刺史之后，彭氏在溪州“以恩结人心”，为溪洞“诸蛮”推戴，而世有溪州之地。在第二代彭士愁之时，势力急剧增大，自恃“昆弟强力，多积聚，故能诱动诸蛮皆归之”的势力，于天福四年（939年），挑起了溪州之战。

    溪州之战虽然使彭士愁扩大疆域的企图受挫，但政治上却大获利益。战后，彭氏与马殷立铜柱盟誓，彭士愁愿“归顺王化，永事明庭”，而楚国以彭士愁接受其名义上的统治为条件，答应了彭士愁一系列要求，确认了彭氏的合法统治。彭士愁长子师裕为永顺土司之祖，次子师杲为保靖土司之祖，父终子承或兄终弟及，历五代的梁、唐、汉、周和宋、元、明、清九代王朝，共计八百一十七年。

    溪州铜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形为八面，由五千斤铜铸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溪州铜柱就一直树立在酉水之畔会溪坪的荒野蔓草中。

    九龙蹬：下溪州古城与溪州铜柱

    距王村不远的九龙蹬，就是当年溪州之战的古战场遗址。九龙蹬地处铜柱溪与酉水河交汇处，山势重叠，状若九条。遗址位于一个独立山顶上，呈马鞍形，面积约4000平方米。建筑大体呈方形，长、宽约25米，局部修凿成两进，四周利用自然岩体，人工垒砌成保坎，地面为自然岩石面，建筑北部有三道人工砌成的石级。表土中普遍分布灰青色瓦片。在遗址南端灰沟中出土大量遗物，年代最早的可到秦汉时期，以陶鬲足、铜钺为代表，五代时期遗物以大量的釉陶为代表，零星散见于地表的还有明清时期青花瓷片。

    九龙蹬四周都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仅有羊肠小道可以攀登而上，通过遗址背面的一线小道，可从对岸山洞取水，从现场可以体会到铜柱上所描述的“跨壑披崖，临危下瞰，梯冲既合，水泉无汲引之门，樵采莫通，粮糗乏转输之路”的地形特点。《通鉴》卷二八一：“士愁兵败弃州走保山寨”，《铜柱记》中“征鼓之声，震动溪谷，彼乃弃州保险，结寨凭高，唯有鸟飞，谓无人到。”九龙蹬遗址应是“保山寨”的所在。《铜柱记》中“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是指将位于山坡上的州治，迁移到平地。这个山坡上的州城，即五代彭氏集团主要活动中心下溪州州治，推测应在王村。王村汉代墓葬区的上方有一片开阔地，民间称为“衙门坪”与“公官坪”，以纱帽山为背，以酉水为障，左侧小河从东部流过，前有荷花池，其格局俨然土司的城池。城的下方称为走马坪，有古道直上九龙蹬。1997年发掘“公官坪”建基工地时，挖掘出板瓦1块，与里耶出土的汉代板瓦略有不同，能否晚到五代，值得进一步工作。熙宁五年（1027），彭师晏袭州事，宋王朝下诏筑下溪州城，即《铜柱记》中提到的“平岸上的州城”，城址在会溪坪，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凤滩水库时淹没。溪州铜柱的原址就在九龙蹬与会溪城之间的铜柱溪旁。
　　　               
    龙潭城的发现

    自王村以西，沿酉水支流牛路河上溯，激石奔沙，水势奇险，两岸悬崖，夹峙上下。牛路河在北距老司城约十华里拐弯处，形成面积约5万平方米、高出水面约十余米的台地，地名弄塔，龙潭城就建在这一台地上。

    五代时彭氏势力独大，田、向诸姓依附于它。大约在彭仕曦、彭师晏、彭师宝时期，彭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子弑父，兄杀弟，内部又有庶嫡之争，彭氏元气大伤。诸姓可能在此时各自独立。元代，原来的溪州被分割为永顺安抚司、葛蛮安抚司(辖南渭州)、思州安抚司（辖麦着、会溪、施溶三感化州和驴迟峒、腊惹峒）。永顺彭氏土司实际所辖的空间变得极为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彭氏土司从无险可守的下溪州州治会溪坪退守到城池隐蔽、四面天堑的龙潭城，实属合乎情理的选择。

    “永顺司宗谱载，彭氏祖宗多葬弄塔村。”（乾隆58年《永顺县志》卷一地舆志）

    “龙潭城在云蔼山下，其地一名弄塔，宋季彭允林建治于此，遗址尚存。”（民国《永顺县志》卷七建置志。）

    但地方史志是否可信，这个城址是否存在，一直没有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1995年，曾在台地中部平坦处发掘两条1米×3米的探沟, 出土青花瓷片、陶片及炭末、兽骨等。2010年12月，我们再次调查龙潭城，并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现了宋代城墙和宋代文化层，证实了一个宋代城址的存在。

    龙潭城宋代城址座西朝东，城墙长约260、宽约140米，面积约3万多平方米。城墙以夯土筑成，残高2.8米,宽约6.5米。城墙外围有明显的因取土筑墙而形成的城壕。城内堆积分为五层，第②③层出土青花瓷片，为明清时期。第④层包含大量宋代白瓷片和极少量的青瓷片、酱色瓷片、釉陶片，未见青花瓷片，为宋代地层。第⑤层为商周时期文化层。这几个地层土质土色区分明确，包含物单纯，并皆有一定的厚度。明代以前土司治所、墓地何在，元代的 “永顺”在何处？这是一段数百年来的公案。

    龙潭城宋代城墙和文化层的发现，第一次从考古遗存上确认了明代以前的土司踪迹，彭氏土司最初几世纪的景象开始被考古学的光芒所照亮。

    老司城的兴建与繁荣

    在干戈纷扰的宋元时期，永顺彭氏司治的规制是极为有限的，但家族的传承依然绵绵不绝，这种情况一直到明初彭添保时，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老司城，以山为障，以水为池，万山环拱，林木森森。老司城遗址呈现了土司王朝鼎盛时期的壮丽图景。

    老司城选择在一个偏僻贫瘠的山区，主要出于军事上的目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坚固的防御，环绕着城址，又有一系列险峻的军事关隘和防御设施。城址包括宫殿区、衙署区、街道区、墓葬区、宗教区、苑墅区等几个部分。

    宫殿区位于城区北部，依山而建，东北高、西南低。形状略呈椭圆形，周长436米，总面积14000平方米。宫殿区共有四门，大西门为正门，连接右街的卵石古道，残存局部踏步台阶。南侧有门楼建筑。宫殿区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各有一门。城墙的厚度1米左右，以岩块、大卵石垒砌，并以石灰、桐油胶结。大西门两侧的城墙以红砂岩错缝平铺叠砌包边。城墙残高2米左右，西北部最高处达６米。

    宫殿区主体建筑处在宫殿区的中部偏南，依山而建，正对着大西门，自下而上，形成四级阶梯状平台，直达宫墙顶端。地基用夯土筑成，高于四周地面。遗迹包括保坎、墙基、墙体、台级、散水、排水沟等，宫殿区内主要的排水设施G1、G16正承接主体建筑南、西、北三面墙根下的散水，通过宫墙下的涵洞流出宫城外。

    排水沟G10从宫殿区顶端沿南城墙内侧顺势而下，直抵大西门南侧的两个排水孔。G10平面呈半圆形，总长度132米，沟上还有二座横跨的小桥。

    衙署区位于宫殿区南侧，周长408.8米，面积8762.4平方米。其东、南、西墙保存较为完好，一般残高1─2米。衙署区西门残基至今仍出露在地面上，门宽3.4米，以条石作石阶，下通正街。

    老司城内原街巷密布、纵横相通，相传有八街、五巷、两口，现在尚存其名的有： 正街（新街）、河街、五屯街、紫金街、左街、右街、鱼肚街等，其中以正街、右街保存最好。街巷全由红褐色卵石嵌砌路面，构成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图案，整齐匀称、古朴雅致，颇具民族特色。

    老司城东南郊是紫金山土司墓地，整个墓地依山势修筑成4列，整个陵园的地表由封土、拜台、“八字”山墙、花带缠腰过道、南北神道及石像生、照壁等遗迹组成，这对于复原明代土司陵园整体面貌，研究明代丧葬文化、土司世系、制作工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老司城南部是土司时期的宗教区，也是土司辖区广大民众的精神中心。据考古勘探并结合地方志，可以确认的寺庙有祖师殿、观音阁、五谷祠、关帝庙、将军山寺、八部大神庙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寺庙，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祭祀仪式，成为聚集民众、加强社会凝结力的一种手段。土司时期屡有征战，将军山祠、关帝庙借助超自然的威慑作用，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沿着灵溪河上溯，在老司城喧嚣街衢的背后，平冈低阜间分布着众多的土司庄园、别墅、钓鱼台等设施，是土司时期的苑墅区。在灵溪河两岸的崖壁上，已发现8处石刻题铭，“余思垒（注：思垒为土司彭世麒的号）暇时常侍老母同眷属游景，因酣起以记之。” “弘治已末岁仲夏，余游同世亲冉西坡游此，得鱼甚多，其日从者千余，俱乐醉而归，思垒记。”

    “嘉靖乙丑季夏，予□内阁大学士徐门下锦衣金垂川、吕松泉、庠士杜太行携宗族等同游于此，美。”这些题刻记录了土司日常生活的生动片断。

    老司城宫殿区发掘出丰富的建筑砖雕、瓦当、滴水等，装饰题材包括瑞兽、吉祥物、花草等，象征着龙凤绕脊，瑞气盈门，也衬托出宫殿建筑的庄重威严。这一时期建筑内，贮藏、取暖、排水设施一应俱全，祖师殿正殿柱架木枋，接榫处无凿痕，门窗雕有精美的图案，反映了明代建筑的情况。

    老司城出土瓷片以青花瓷为主，大多为明代景德镇民窑的产品，少量为官窑产品。这些瓷器的题款中，有许多关于永顺土司的专门内容，如“宣慰使司佳器”“永顺司制”“五百年忠孝世家制”“大厅忠孝堂记”“都督府役徐沅斌贡”等等，说明这批瓷器是为永顺土司专门定制的，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多见。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老司城宫殿区城墙修建于明代早期，衙署区及老司城周边的大量相关建筑也大多修建于明代，如彭显英建猛峒别墅、彭世麒建颗砂行署、彭明辅建谢圃公署、彭宗舜筑壶窝别墅等。从目前已发掘的紫金山墓葬和周边墓葬的资料看，年代最早的是土司彭显英夫人墓，彭显英袭职在明天顺、成化间。老司城周边石刻题铭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

    据清代《永顺县志》记载，土司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袭职后，常感誓下州受辰州约束，于是迁其治于灵溪之福石郡，即今老司城，现老司城后山称为福石山。

    老司城在南宋和元代是否成为彭氏土司的司治所在，这一直是多年来考古发掘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解剖宫殿区南城墙，发现在宫殿城墙填芯土中有灰砖、瓦当和明代早期的瓷片，在城墙下的文化层中，第①层包含有明代早期青花瓷片，第②～⑧层，不见青花瓷片，只出宋元时期的白瓷片以及花纹砖、筒瓦等建筑构件，这表明，在明代修建宫殿城墙以前，老司城已经有了高规格建筑的存在。地方史志关于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修建老司城的记载，很可能是信史。

    老司城繁荣的原因

    老司城宫殿遗址使用的庞大石材表明，修建老司城本身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在这个既没有发达的农业、又没有矿产的贫瘠土地上，是什么支撑了它的繁荣？

    《明史·湖广土司传》：明洪武九年（1376），永顺土司彭添保。遣其弟义保等贡马及方物，赐衣币有差，自是每三年一入贡。永乐十六年（1418），永顺宣慰彭源遣其子率土官部长六百六十七人贡马。在彭世麒一代，进贡楠木的数量极其惊人，如正德元年贡楠木200根，正德十年献楠木300根，次者200根，正德十三年又进楠木470根。

    明代土司“纳贡”和中央王廷“回赐”的次数、规模大大超过前代，这里既有土司取悦朝廷，朝廷恩赐于土司的政治意义，同时也有着巨大经济利益。

    《明史》还记载：“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战，辄愿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雄。” 《保靖县志稿辑要》：“明代土司最重要，盖藉以防苗也。”生于深山寒谷的土兵吃苦耐劳，又历经征战训练，作战骁勇，往往攻无不克，以至于苗疆“恃强负固，绝非一朝，朝廷兵威在所不惧，惟畏永保土兵”（清乾隆58年《永顺县志》）

    明故永顺宣慰使彭思齐墓志铭上记载：“公年十一授职，十三父厌世公独理司政无墜，十五奉征施州银山岭，十七征贵州都匀，是后用兵本省武靖镇筸，广西思恩，湖河川陕等处，所至咸克捷有功，屡荷朝廷恩宠，及致政复奉调征彬桂猺寇……，其忠勤大节□如此。” 遍翻彭氏族谱、土司墓志铭，这类征战比比皆是，从明初彭添保开始，这样的征战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镇压镇竿苗民反抗是土司征发的主要方面。值得一书的是抗倭战役，此役肃清了十余年沿海倭寇骚扰，永保土兵为保卫祖国的海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普通土兵的牺牲，给土司换取了大量的封赏爵禄。也许这就是支撑老司城繁荣的秘密。

                     
    老司城的衰落

    改土归流，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这是大历史的潮流。雍正六年（1728年），末代土司彭肇槐自愿改土归流，次年，回到祖藉江西吉安老家立产安居，彭姓有的迁往颗砂，有的迁到太平山坡的新庄，其下辖的三州六峒也随之销声匿迹。老司城从此废弃。出土物显示，清中期以后，精致的外来瓷片绝迹，老司城被以向姓为主的土著和外来者居住。旧的建筑倒坍了，变成废墟，或者其旧址上修建简陋的民宅。旧的街巷被继续沿用，但无力重修。老司城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而返回到它的出发点：一个山多地少，封闭贫瘠，无法养活太多人口的普通小山村。一个昔日的城池就这样堙没在历史的土层之下。

　　“客游岁暮数归期
　　　恋恋司城欲雪时
　　　五十八旗人尽散

　　　野梅开乱土司祠”（清孔宪道老司城怀古）

    
    老司城遗址的人文价值
    1941年，地理学家吴壮达先生考察老司城，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一种自然形势，只具备军事上的意义，而缺乏足够的经济条件，是无法长久持续的，除非灵溪下游的牛路河经人工改造可以通航，或者周围有自然宝藏，老司城的繁荣是不会重现的。

    他没有想到的是，今天，老司城遗址因为考古发掘而再次被世人瞩目。老司城作为一处大型考古遗址，至少具有以下人文价值：

    1.中华民族从王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土司制度，保持了西南乃至是整个国家的安定。从王村到老司城，永顺彭氏土司800余年来历史踪迹是西南土司制度的缩影。老司城遗址及周边的军事设施、土司庄园、古墓群、宗教遗址、石刻题铭都是丰富的“地面文献”，是历史的血肉，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

    2.湘西武陵山区千山万壑、重岗复岭，聚居于此的土著民族，世称“蛮夷”，自先秦以来，绵绵不绝，少有迁徙。从秦汉大姓豪族到五代以后的大小土司，族属上一脉相承。从古代种族集团、民族谱系来重建华南历史，一进是中外学术界所瞩目的研究课题。彭氏世系及其所代表的田、向、覃、朱、龚诸大姓的渊源和谱系，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

    3.老司城建立在一个地势极为峻峭的山地，依山傍水、因地制宜、魅力独具。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老司城基础设施保存完整，地上地下遗存丰富多样，山川氤氲和城市肌理依旧，城墙、砖雕、建筑、街坊重叠变幻，且与周边瑰丽的山水风光融为一体，极具多元立体的展示价值。发掘后的庞大废墟，将具有惊人的视觉冲击力，其观赏性、真实性、完整性为中国现存城市遗址中所罕见。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21日1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