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念曾：深港创意互动必须建立“比较评议”机制

　　人物简介:

　　荣念曾，香港当代文化中心主席、“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香港兆基创意书院校董、西九龙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世界文化论坛亚太地区联盟理事长。香港著名先锋戏剧代表林奕华、胡恩威等都师承荣念曾，并由“进念·二十面体”走向公众，而黄耀明、刘以达、欧阳应霁、黄伟文等也与“进念·二十面体”关系匪浅。荣念曾是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先锋文化的核心人物，林奕华感激他“开启了自己智慧的明灯”。

　　“有创意地认识自己的问题，有跨越性地研究自己的框框，才是拓展思路的第一步，才是拓展创意策略的开始。”近日，香港当代文化中心主席荣念曾在参加深圳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主办的“2010深港文化创意论坛”后，针对深港创意设计现状，与本报记者展开对话，并指出深港创意发展、互动的症结所在。

　　深港创意产业面临什么挑战?如何实现深港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层交互?在荣念曾看来，多元文化和多样化性格是两地文化发展的创意源头，深港创意互动必须建立“比较评议”机制，架构性地深入认识彼此，才能真正推动创意产业建设的策划工作，铺排各种跨越性的营运途径。

　　■创意对话

　　发展创意产业，政府要勇于承认体制上的不足

　　记者：请你点评一下深圳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挑战?

　　荣念曾：深圳的设计精英非常多，但深圳的体制并没有系统支持他们的长远发展，没有协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创意产业的基本设施建设,成为有“公民”意识的创意人。也可以说，政府及大企业都忽略了“深层次”领导人才的培育，导致创意产业策略、规划和研发人才非常缺乏。

　　另一方面，政府、企业、民间这三方都要去打通发展创意产业的内外经脉!政府本身是一个庞大机构，政府内部协调工作繁重，会牵制它难做大动作，因此需要第三部门辅助政府进行基础建设。这点很重要———分出自己的一部分职能，间接就是承认自己的体制上有不足的地方!能自我批评是好事。政府需要的正是包容，政府同时需要的是文化视野，有了包容和文化视野，体制改革才能顺畅推动。

　　记者：你刚才说的基础建设，香港在这方面做得怎样?

　　荣念曾：香港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但香港的公共空间比较成熟，“评议”的空间比较大。香港政府明白如果没有公民授权自身会处于何种困境，也知道评议空间的重要，西九龙文化区顺应民意推倒重来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至于香港立法会，本就在孕育一个长远的民间参与评议平台。从创意产业基础建设层面看，香港的民间主导力量相对来说比深圳强，也走在香港政府的前面。

　　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创意产业基础建设，香港的客观条件比深圳更佳，因为它累积更多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经验。跨越性交流合作越多、接触面越广，讯息流动量就越大，社会就更多元。社会越多元，就有更大的包容量。在多元及包容的环境里，就有客观条件去实验。有实验才能孕育创新。

　　但我也批评过，香港有好的客观条件却不争气，香港缺乏深层次的创意研究及策略发展，我们的大学没有建立理想社会的目标，没有全面性的自我辩证，更枉论创意。大学在学术上的扩展和社会发展有鸿沟，大学的运作越来越像大企业机构，短线并急功近利。我一直跟香港的大学说你们有责任去前瞻。大学需要孕育有视野有跨越的领军人，而创意产业最需要的正是跨领域的策划领导。对创意产业的投资有如对文化的投资，是长线的而不是短线的!

　　记者：你之前在论坛上也指出“评议”很重要，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评议”?

　　荣念曾：评议是有系统地分析现象。发展创意产业要有一套客观评议方法。比较式的评议是健康的，比如由深圳角度来评议香港创意产业，由香港角度评议深圳创意产业，都能推动双方创意产业发展。

　　我们的社会太缺乏理性的评议，有些人不太信任政府和企业，因此放弃了批评，这是非常可惜的。

　　目前的社会推崇功利主义。经济开发得太快了，间接成全了赚钱文化。什么都要谈回报，社会自然变得短视。大家对社会问题变得很冷漠，对社会发展缺乏承担。建立一个健康的评议平台，除了推动文化发展推动创意产业，也会推动社会发展。此外，经济建设非常需要从文化角度作出评议!未来经济建设，必须考虑发展社会文化价值。

　　深圳政府发展创意产业缺乏对文化回报的诉求

　　记者：健康的评议平台，也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吧?你曾说过，发展创意产业关联着公民社会的建立?

　　荣念曾：要让创意变成一种价值观和城市精神，不能单靠什么展会、论坛活动，而要靠基本建设及民间认同。民众无不关心城市生活和城市环境，民众也希望创新，去改进环境，推动进步。民众对文化价值观和城市精神有要求，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公民。

　　给予民众机会和渠道去表达这种要求，正是政府最重要的课题。比如首尔的“希望研究所”，每年组织民间创意表达活动去改善城市生活及环境。有首尔的小朋友提议地铁车厢的手环太高，拉不到，建议做一个可延长的装置，地铁公司马上跟进。如果城市让市民更多参与互动，就能强化管理层的工作效率和质素;如果每年举办建设城市文化的创意比赛，给所有市民表达创意的渠道，就能让市民对自己的城市产生归属感，城市也一定更有创意，更有向心力。

　　记者：在发展创意产业这一块，首尔在整个亚洲地区是走在前面的。

　　荣念曾：是的。首尔的“希望研究所”正为韩国中小城市市长提供培训，他们的课程内容是各式各样应用式个案，形式是参与互动的工作坊，这些富创意的课程让市长们变得更开放，更活学活用。我也曾跟中央党校谈过创意产业的课程，在结构形式内容必须灵活有创意，这样，领导们会更快领会创意产业的内涵。

　　记者：政府在推动创意产业发展方面，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荣念曾：政府推动创意产业发展通常由经济角度下手，由“数据”来策划评估创意产业，而我们民间关注的是“数据”的准确性及“非数据”的文化回报。我知道深圳政府马上就要回应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了，政府对创意产业的发展还是放之于经济考虑，对文化回报的衡量就是不足。我建议参考台湾最近通过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经过十年的民间讨论终于去年出炉，它是台湾经济部拟定的，内容跨越了土地、金融、人才培训、对外交流、技术转移、融资等各个领域。比如对于鼓励艺文展演空间设置的措施、公有场地的租借、文化创意业者所得税的减免、都市计划土地分区使用的管理办法等等都有明确规定，真正把扶持创意产业落到实处。

　　组织文化、政府间文化差异将成深港合作的主要障碍

　　记者：深港的交融和合作会给创意产业带来什么?

　　荣念曾：深港的交融和合作不但会推动珠三地区创意产业的发展，亦会强化华南及东南亚创意产业的发展。

　　深港民间的交融和合作其实有长远的历史，14年前我们创立四城文化论坛，没有什么地区界限，我们从来不说我是香港人或上海人，你是深圳人或台北人，其实搞创意搞文化的人，从来没有边界，但是政治社会架构处处都是边界，因此我们都希望建立“跨越”的文化，通过跨越、通过交换角色，可以拓展彼此视野。我想“跨越”文化跟“互动”文化是推动创意的始点。在跨越的过程中交流，慢慢学会互动，创意就源源不绝。

　　记者：那么你觉得两地合作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荣念曾：一是两地政府既定组织框架及组织文化差异，二是政府跟政府之间打交道很容易让官样文章局限。

　　我的建议是，深港可以考虑建立一个高层次跨界的工作小组，来策动两边的合作，香港方面由民间主导，政府支持;深圳方面由政府主导，民间配合。工作小组成员越少越好，成员要有策划经验，实事求是，千万别搞派筹式的委任代表组合!如果香港由民间主导，港方民间肯定会要求香港立法会成立工作小组关注港深创产合作。

　　香港政府的创意产业拓展任务由财政司曾俊华和政务司唐英年分担，立法会如果关注，就会有健康的压力，要求双方积极合作。

　　记者：这个小组怎么搭建?要开展哪些具体工作?

　　荣念曾：这个主要研究、策划深港合作的工作小组，两边各三人，再加蚊型秘书处，前三个月密集开会，讨论深港创意产业合作的基础议程，议程则首要解决如何让平台组织变得灵活有效，还可以包括怎样策动“深港创意产业合作五年计划议案”、“珠江三角洲港深粤创意产业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