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鉴真赏说尺牍 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书信散记

图四：顾炎武尺牍

图五：姚鼐尺牍

图六：翁同龢尺牍

图七：王守仁尺牍

　　梁颖

　　尺牍，为书信的雅称，是历史文献中手稿的一个组成部分。

　　“稿本中最具文献与文物价值者当推手稿，除专著、诗文、日记、读书笔记等撰述而外，书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字长者累数百言，短者单辞片语，或述事阐幽，或宣情吐臆，粗而名象，精而几微。至于其书法，信手写来，自然天成，气韵生动，姿态万状，鉴赏家、收藏家们珍之若美珠文玉。”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先行先生如是说。

　　确实，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明清两代数千家、十万多通尺牍(尚不包括整理中的盛宣怀档案)，其文物与文献两方面之价值，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中，都可谓独领风骚。

　　以明代尺牍而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两家合而计之，恐怕也不过在千通上下，仅此一点，明人书信作为传世文物的价值已自凸显。

　　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人书信，较大部分汇集在2002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中，共计三百四十一家、五百八十通，其中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过一二通左右，有些甚至已是仅存的孤品，如明初名臣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士奇，永乐间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金幼孜，成化间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谢迁，直到嘉靖间竟陵派领袖钟惺和被目为绝代散文家的晚明小品文宗师张岱(图一)等等都是。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仅存的尺牍上，得以一睹其翰墨风华。

　　正由于明代尺牍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自不免有赝品混迹其中，因此渊源有自的名家收藏就更为人青睐，将在上图手稿展首次露面的明代名媛马湘兰尺牍手卷就是一例。

　　(图二)此件为现代著名尺牍收藏家钱镜塘旧物，自清代许乃普、许乃济到民国吴湖帆、潘伯鹰、张宗祥等名家题跋累累，纸色墨痕，动人心目，所以当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钟银兰先生在展观这一稀世绝品时，叹为仅见的马湘兰书法真迹，完全可以视做评泊鉴定湘兰书画真赝的标准。

　　同样，清代初期的名家尺牍也以其稀见罕传而为世人宝重珍护。如清康熙时曲阜颜光敏未信堂所藏故人尺牍，凡二百八十四家、七百九十通，可谓洋洋大观。颜氏为康熙六年进士，除国史院中书舍人，位登枢要，其昆季所订交者皆一时名公俊彦，往返书信由后人汇辑为《颜氏家藏尺牍》。这些尺牍自颜家流出后，先后为吴门陶梁红豆树馆、番禺潘仕成海山仙馆辗转递藏，并被刻入《海山仙馆丛书》，传布世间，民国间又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向为学界艺林瞩目。但道光之后，除递藏的私家，又有几人能获机缘，得睹孔尚任、洪昇、李渔、纳兰成德等人的真迹呢！正因为《颜氏家藏尺牍》为后人保存了如此之多的稀世墨宝，故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样级别的尺牍，即在上图的馆藏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尺牍的文物价值还体现在它作为书法艺术品的一面。正如陈先行先生所说，尺牍为信笔书写之物，自然天成，不同于正式的书件，别具一种浓淡咸宜，潇洒不拘的独特韵致。明清两代的书画大家若董其昌、王时敏、王铎、陈洪绶、傅山、八大、石涛、金农、郑燮、钱载等传世书件并不稀见，但尺牍则不克多睹。更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未入书画家之列的人物，其手书的艺术水准却不容忽视，如康熙时的毛奇龄，向以经史学问名世，并不曾被目为书家，但书法家、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沈培方先生在赏鉴毛氏晚岁尺牍之后，评骘为不亚于《平复帖》的法书珍迹(图三)，并认为对尺牍书法的深入研究，有可能会使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明清两代的书法艺术。

　　当然，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尺牍更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文献，其史料涵盖的范围，几乎囊括了学术文化、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

　　明清学术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如王守仁、王世贞、黄道周、吴伟业、方苞、王鸣盛、段玉裁、孙星衍等名家留下的尺牍中，往往可见有关学问的探讨，如顾炎武尺牍(图四)：

　　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报。当年皆曾寓目。与后来刻本记载之书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当以邸报为主。两造异同之论一切存之。无轻删抺。而微其论断之辞。以待后人之自定。斯得之矣。

　　虽只言片语，但仍可供后代修史者的参悟。

　　再如桐城派大家姚鼐的尺牍(图五)，话题不离衡鉴文章、品藻人物：

　　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处可以着力。无意佳处不可着力。功深。听其自至可也。

　　除此以外，尺牍中反映的作者交游情况，也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侧面。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潘建国先生根据上图馆藏凌濛初尺牍，探讨其交游和著述，写出《明凌濛初尺牍真迹考释》一文，为尺牍有裨于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

　　而对于治清代政治史尤其是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直至戊戌变法时期历史的学者来说，上图馆藏的道咸同光之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麐、陈兰彬、郭嵩焘、冯子材、刘坤一、翁同龢(图六)、陈宝箴等等诸多政坛风云人物的尺牍，几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

　　例如，历任广西、贵州提督，中法战争时击败法军、赢得镇南关大捷的名将冯子材，读其尺牍，不仅可以了然我军布防御敌的细节，而且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战云压城的紧张气氛：

　　又据署钦州营参将莫善喜禀报。本月十九日有法国轮船一艘驶至竹山口岸。二十一日已经开往他处。二十二日又有法国大轮船两艘白龙尾一艘。又有小火轮及鬼板数只。各船均载有法兵。来至岳山港口停泊。旋用小鬼板数只驶进硭街。窥伺我军等情。查硭街一带教匪颇多。且距钦州不远。今该法人忽驶轮船多只来至该处。不知是何意见。材当即函覆该参将。饬令督率所部一营。认眞防范。倘兵力单薄。即就近飞调五峝团练帮同守御。不可疏忽。去后窃思。廉府三属兵勇无几。今法人教匪分至北海岳山硭街等处。倘若窥伺廉郡。不独团勇难以抵敌。即合浦钦州所练之勇。如遇大股法匪。若无兵勇协同御敌。诚不足恃。五夜思维殊深。令人焦灼耳。知系锦念。飞肃布陈。

　　再如李鸿章致其子，先后任驻日公使、商约大臣、出使英国大臣的李经方的尺牍，涉及筹款兴办铁路、中日交涉、朝鲜事变、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且因是父子间私信，对内情都直言不讳，几乎可以看作近代史的详细注脚。

　　更为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尺牍都是由收信人家藏世传保存下来的，因而资料性相当集中。如咸丰三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的朱学勤，与当时各地的封疆大吏书信往来频仍，其家传尺牍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僚间的人际互动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除以上所述人文、军政等方面外，尺牍所有的一个特别丰富的内容，则是日常生活的记录。例如前面提到的马湘兰尺牍，据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先生考证，是这位秦淮名姬写寄名士王稚登的情笺，情真意苦，悲怀如诉，而观其笔墨，又与王稚登所云湘兰“书若游丝弱柳，娜娜媚人”之语若合符节。历来慕湘兰盛名而斤斤寻拾其逸闻遗事的好事之徒，只能凭籍百谷寥寥二三百字的《马姬传》以寄托想象，又如何能得其仿佛呢！

　　名家的日常逸事，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在上图收藏的家书中，在在可见。例如在董其昌致其岳父的书信里，我们能看这样的叮嘱：

　　近者同馆年兄进京。乃知舟行事体。凡官船围舱房舱是我家所坐。并不许船头将一毫货物放入。须先细看验过。若到苏州。他要与阿四等曚昽串通。欺满岳父。扣头搭货。彼自有船梢小舱。并非中间头上。中间头上舱。不得曚昽与之。盖例合有趁舱银五十余两。同馆兄亦用支持道路者。此须晓得。仍可一物不带。关上人自有分明。倘若容之。必须依例。不可做人情。又阿四等油嘴云自买带者。切不可听。壻差人将一帖在钞关讨分晓也。女眷在船。不可着生人搭船。我家亦不可请它友在内。房舱围舱须要相通。岳父常走来走去检束妇女为要。

　　读来令人莞尔，使我们见到了吟咏风雅、挥洒翰墨的董思翁的另一面。

　　当然，以上分别所说的种种，在具体的书信中并非截然分开，其实是糅合在一起的。日本金泽大学教授李庆先生对上图馆藏一级文物王守仁尺牍的考证，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个案。(图七)

　　王守仁的这通书信，是写给当时在江西赈灾的检察御史唐龙的，正是阳明提出“致良知”学说的时期。除了信内反映的作者思想状况外，李庆先生认为，研读原件，至少还能使我们得到以下收获：一、可校补《王阳明全集》文字的缺误；二、可增加对明弘治、正德间文学风格和成就的认识；三、可深化对明代书法史的研究。此外，对了解明代书信的行文格式也有实际的帮助。也就是说，这一尺牍的学术价值，涵盖了哲学、文学、艺术史、文献学等多个层面，弥足珍贵。

　　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永翔先生在《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一书序言中所说：“ 尺牍之美，古来共谭。览其所涉之广，则叙寒温、沥情愫，大至为政，小至米盐，无不及者，足以助后人正史之讹、补文之缺。衡其翰藻之妙，则其佳者足以入文选、光艺林，先士茂制，次此体多矣。求其书艺之精，则书家不经意处，每生逸趣，无怪乎古人佳帖屡出其中也。斯三美者，有一于此，即是奇珍，况三者咸具者乎！尺牍之为人宝爱，藏弆以传，更千百年而不磨灭者，职是故也。”这是对尺牍价值的一个精辟而简洁的评价，我们移用来作为本文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