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傲龙:“纸器爱国主义”的批评不公道
12月22日,《长江日报》发表署名苑广阔的评论,题为《从“瓷器爱国主义”到“纸器爱国主义”》,认为钓鱼岛主权证据《海国记》的拍卖,是扛着爱国主义的大旗,做着商业投机的勾当。
苑文所谓“扛着爱国主义的大旗”,可能是因为“主办方声称,由于事涉国家主权,拒绝外国人士参与竞拍”。需要提醒苑广阔先生的是,拒绝外国人士参拍,并非因为主办单位声称了什么,而是国家文物部门的通知,该通知当时就贴在拍卖现场。所以,如果主办单位不声称、也不拒绝外国人参拍,恐怕就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而是违不违法的问题、卖不卖国的问题了。
不论文物部门、拍卖公司,还是《海国记》的委托人,都不曾在公开场合声称拒绝外国人参拍是出于爱国,以本人揣测,之所以不许外国人参拍,不过是为了防止文物流出国境。真不知苑先生所说的“爱国主义的大旗”,是从哪里找出来的。
有人从国外拍得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这样做算不算爱国,笔者不敢妄下结论。难解的是,这与国家禁止《海国记》之类的文物出境又有什么关系?苑文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冠以“纸器爱国主义”的帽子,又能是什么意思。
苑文还说,没有这个《海国记》,难道钓鱼岛的主权就不属于中国了吗?既然你有如此高的爱国心,文物又是如此珍贵,为何不把它捐给国家,让它陈列于博物馆,以备作为“铁证”? 这些疑问,足以证明所谓的“爱国主义”是多么经不起推敲。
是的,没有《海国记》,钓鱼岛依然是中国的,但是既然有了《海国记》这样的证据,为什么连说都不可以说?委托人没有把《海国记》捐给国家,可能是因为他的境界还不够高,但是,他毕竟从一堆故纸中发现了《海国记》、整理了《海国记》、出版了《海国记》,并为《海国记》奔走呼吁了五年多,与苑先生如此苛刻的指责相比,哪一个更经得起推敲呢?
说白了,自己不是圣人,却要求别人都必须做圣人。请不要忘记,《海国记》的发现者彭令,只是一个自谋生计的“小书贩”,不是吃皇粮的学者、专家、教授。挑别人的毛病并不难,难的是反躬自省,难的是推己及人,难的是有一颗公道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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