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湿地植物遗存与人类生态环境—兼论马家浜文化发展

    被称之地球之肾的湿地，是水域和陆地间过渡的生态系统，它不仅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河川径流和在区域环境上的巨大生态功能，而且还因其赋存着丰富的生物、水资源和泥炭，使其湿地与自然景观与人类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地联系。因此，无论是对湿地的现在、过去还是就其未来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陈宜瑜，1995；中国湿地植被编辑委员会，1999）。
    中国是湿地类型多、面积大、分布广的地区之一，既有由江河、湖海形成的自然湿地，又有以稻田、池塘为主的人工湿地。而中国的湿地植物不仅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而且还具有地域上分布的广泛性和在历史地理上的悠久性以及人类对湿地植物应用上的复杂性。因此，通过对湿地植物繁衍过程中所产生的果实、种子、球茎、块茎、根茎、植株乃至孢粉、植硅体（吕厚远等，1999）、淀粉粒（Yang et al.，2009）等的研究，既可探讨湿地植物的现在、过去及未来，亦可通过对沉积地层及考古遗址中植物遗存的研究和伴生资料的梳理，从而揭示出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进程上的影响（孔昭宸等，2003；张树仁，2009）。

    1  湿地植物与古代先民的食物结构
    在考古遗址见到的湿地植物大多以炭化形式被保存在遗址中的器物、窖穴、灰坑、墓葬、围沟、古河道乃至邻近自然剖面中，其植物遗存主要是果实和种子，有稻、菱角、莲、芡实、野大豆、稗子、眼子菜，莹蔺、碎米莎草、繁缕、盒子草、卷耳、筋骨草、龙葵、炸酱草、南赤瓟、扁蓄、芦苇、紫苏和金鱼藻。而在青藏高原的全新统自然剖面中见到大量菱角，在青海湖近代沉积物中见到川蔓藻（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和中国科学院西部资源环境研究中心，1994），而颐和园昆明湖中见到小茨藻等（黄成彦等，1996），无疑这些遗存对论述湖泊水质环境变化起着重要作用。
    尽管湿地植物的植物体、叶茎等营养器官和根茎、块茎、鳞茎等也可能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但有关中国的相关报道却较少。
    在中国考古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期八十垱遗址，从聚落外围的古河道内浮选出的植物果实种子计有34科、44属，共67种，除水稻外，沉水植物为眼子菜、浮叶植物菱和芡实，湿生草本有野大豆、紫苏、野薄荷、酸模、苔草、莎草、藨草、稗子、飘浮草、卷耳、蓼、天胡、草胡椒、反枝苋、牛膝、粟米草和龙葵等。位于淮河上游舞阳贾湖湿地植物则有稻、菱角、野大豆、香蒲、芦苇和水蕨孢子等植物遗存。位于黄河中游的三门峡渑池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期计有野大豆、葎草、紫苏和黄芪等湿生草本（孔昭宸等，2004）。桐乡县罗家角遗址的植物遗存中有稻米、葫芦和芦苇。大量稻米出自于第三和第四文化层，尽管绝大部分籽粒已无胚，但少数保存有颖、芒和护颖脱后的痕迹，从常用籽粒长宽之比判别当时已有粳和籼之别。杜乃秋和孔昭宸曾分析过T114探方第四层的孢粉样，统计结果表明禾本科植物孢粉占孢粉总数的97%，认为这层禾本科植物花粉应……

全文阅读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0期

（作者：孔昭宸1 刘长江1 张芸1 杨晓燕2  1.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3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