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听馆长讲那些南京往事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3周年祭日。

四年前的今日，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在南京城南开馆。馆长吴先斌，那年他42岁，是个私营企业主，馆址安德门大街48号，是他的工厂。安德门，73年前，从安徽推进的日军第16和第18师团，就是从这里冲破南京城门，然后一路向北。

吴先斌的家族与日本人世无血仇，他的祖辈在那场战争之后才移居南京。但他最终决定建一所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2010年，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计有馆藏文物2720余件、抗战书籍4万余册。它的开馆，入了“南京市建国六十周年大事记”。

2010年的12月13日，南京，梧桐的叶子还没落尽，整座城池都是静美的。在吴先斌的抗战馆里，问起73年前这一天的天气，吴先斌说：“那一天阳光明媚，出奇的天暖。有照片为证。”

阳光下血气冲天。

吴先斌是个热心的讲解者，只要人来，只要他在。

历史没有旁观者。每一件藏品后面都是故事。

【留存的名字】

他们留在七十三年前的南京往事

■战士张士元

吴先斌总会讲起那个烟盒。73年前中国士兵张士元的烟盒。

水牛角做的，用来装烟丝，还有能开合自如的盖。随身的尺寸、精细的打磨，射灯下有温润的光华。它的生动更在上面刻的人和字。一面是戎装的士兵单手持枪，迈步奔跑向前，另一面是字——“共赴国难”，还有主人的名姓——“第四旅七班张士元制”。

这是吴先斌很多年前在一个文物市场找到的。这个拿枪士兵的身影经过艺术加工后，最后做了博物馆的馆徽。每个来馆看到它的人，都可以用盖一个章的方式，把它带回家。

“我多次想找到张士元本人，也发动过媒体，找不到。”那只一看就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的多才多艺的手，最后拿了枪，后来他怎样了？“整个抗战史，无数细节就是这么湮没在时间长河里。”但是他的名字留了下来。“我看到资料，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直接阵亡的将士，伤重不治、失踪的都不算，170多万；负伤的是180多万。350万人里，能留下名字的有几个？”

■救护队长薛葆宁

留下“薛葆宁”这个名字的，是一本影集。

照片内容是1937年八九月间遭日机强力轰炸后的南京。拍照人薛葆宁，是当日最先出动的5支市区救护队一个队长，和平时期他的职业是职工夜校的一名教员。他的笔迹在那些照片边缘依稀犹见——“惨死在敌机之下的南京市民，1937年7月11日”。“这里的7月11日是农历，公历我们算了一下，是8 月15日，日军轰炸南京的第二天。”吴先斌解释说。73年前那“南京覆舟山下一夜”，薛葆宁和他的同伴“救护125人”，“这一晚上，日寇的炸弹下地之前，我跳到河里去了，没有受伤。”

这有幸全于战火的生命，1937年以后的轨迹是这样的：“1938年春，在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经徐特立、王凌波批准加入共产党。”以后就一直做地下工作。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改名叫薛宁人。1975年秋，因病逝世。

他的弟弟薛葆鼎，今天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兄弟是中国大教育家顾毓秀的表弟，生在无锡的大户人家。那个时候只有大户人家才有照相机。

吴先斌采访过薛葆宁的姐姐，那些照片，他们一心是要捐赠给国家的，但后来不知为何流到社会上去了。最后吴先斌用4600元把它们从水西门废品收购站里买回来。

■逃难者周廉臣

周廉臣的名字，写在一本发黄的《流亡日记》封面上。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25日，在南京市滨江初小上了最后一课，26日清晨五时意志终于屈服了情感，整装就道作东归计。是时汽车交通已经断绝五日矣……”73年后的人读得出这开篇第一句中对一座城市的恋恋难舍。

细细研读这本路上写就的日记，可以知道一个南京市民在1937年11月25日至1938年2月之间，他每日流徙的方向、使用何种交通工具，甚至他都用些什么东西果腹。字里行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有“空袭警报”“拉夫(抓壮丁)”“兵众”等等。

其间，他曾在12月1日又回过南京，甚至还专门去看了他教书的学校，“过雨花台，觉防御工事进行迟缓。十二时到赛虹桥，至校内一观，所有心血结晶布置付之一毁。”

此后的日子他与南京渐行渐远。再次出现“南京”，已经是1938年1月，他抄录了一篇报道，题为《劫后之南京惨状》：“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南京讯，南京被日军占领迄今已达39日，但仍有许多地方大火尚在焚烧中，恐怖之时期仍未度过……现除难民区外，全城已成空城云。”整本日记的最后一页，是剪自某报纸的社评《日本投降了》，社评开头是杜甫那首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这是我在文物市场收购来的，另外一个收藏家转让给我的。做一个博物馆就是这点好，可以给散落在民间的东西一个好的归宿。”吴先斌说。

■国际安全区邰常仁

邰常仁是个音译过来的中文名字，人们只见到这名字的英文拼法是Tai Chang-sen。他是一个精通英文的南京人。1937年，他是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在国际安全区内完整经历了南京劫后那段最恐怖的日子。

他给后人留下的唯一东西，是装订在一起的两部英文书的打印稿：《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侵华暴行》和《南京城的兵燹之灾》，两名外国作者分别写于1937年和1938年，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对日军侵华暴行的记录。

人们不知道73年前那个冬天，邰常仁是怎么拿到那两本英版书的，不知道他在打字机上一个一个字母“抄”下那两本书的日子有多长，不知道他为之经历过怎样的闪躲、恐惧和劳碌。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到底是哪几个字。

邰常仁的故事，似乎更适合用他写在英文书稿上的前言来讲。那段前篇，吴先斌请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把它译成了中文：“我十分高兴我能读到这本书，它对于人们了解日军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我也非常感激那些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他们留在南京保护救济了 25万难民。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占领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呆在金陵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当时图书馆的建筑里挤满了难民，一直到1938年4月这些难民才逐渐回家。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为他们做些服务。”“我十分高兴打印装订这两本有价值的书，书中充满了作者对中国无辜民众的同情。我相信我的祖国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留存的表情】

无名战士表情直入人心

每个走入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人，最先看到的都是那组无名中国士兵的照片。

吴先斌刚为他们每一个都新加了射灯。每当参观的人来，那些灯会亮起，为拾阶而上的你照亮那些73年前年轻的脸。他们或倔强，或淡定，或顽皮，甚至是牺牲后坦然如归的表情，都直入人心。

第一个，是那个台儿庄士兵，风纪扣紧系、挺拔的年轻的胸、钢盔下仰视的稚气却倔强的脸。1938年5月，这张“中国无名战士”的脸，成为某期美国《生活周刊》的封面。在那本我们目前所见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杂志上，他“向世界宣示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二个，是个女兵，在战场上或是行军途中，席地安坐就餐；第三个，是个孩子，身上左背右挎着水壶、挎包、搪瓷缸子，他在镜头前竖起右手拇指，笑得很快乐。

那些年轻的士兵，他们后来怎样了？他们的身体或灵魂，今天都在哪儿？

有一张死去的中国无名士兵的照片，“巴金先生看到此照片后写道：‘他走了，给我们留下自由和国土。’”

在朋友新近送来的一本书里，吴先斌读到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留存的反思】

有一个专门展柜属于张纯如

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展柜是属于张纯如的。那里保存有一张1995年来南京采访时，她给江苏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教授的名片；她委托给杨夏鸣教授保管的四盘录像带；她父母2007年的今日，题赠给吴先斌的她那本《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中文译本。

那四盘录像带，是张纯如1995年来中国采访幸存者时所拍。当日，因为是持旅游签证来中国，担心回程时这批资料在海关会被查扣，所以留在国内委托给杨夏鸣教授保管。“杨教授听说我要办这个馆，征求了张纯如父母的同意后，把这批录像带捐赠给我们保管。除掉这份藏品本身的价值以外，我个人尤其心存感激的是，这是史学界和张纯如的父母对我的一份信任和托付。他们认为我这个博物馆能做得好，他们认同民间博物馆将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趋势。”

在那份资料里，张纯如共计采访了9名幸存者。今天，那9名老人中的8个已经不在了，唯一还健在的就是夏淑琴老人。14年前，国内还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她用影像来记录对幸存者的采访，是吴先斌看到的第一个。在她采访的1995年，那些幸存的老人们都相对年轻，无论记忆还是表述能力都相对完整。他们那时候讲出来的东西，都更客观、准确。

“那里面，张纯如只有一个镜头，就是她采访夏淑琴老人的时候，那时候老人是中山陵园的一个清洁工，在美龄宫打扫卫生。采访中，架在一旁的摄像机掉下来，是开着机的，她过来拎起来那一下，摄像机一下子对到自己，就那么一个镜头，她穿着夏天的格子衣服，说了一句sorry。”吴先斌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是一种求证性的。我们现在是一种求实，就是事实是什么，然后真正去思考这个战争、这场暴行。真正对民族有用的是我们反思自身的问题。我们爱国究竟是情绪上的爱国，还是心灵深处真正要去改变我们自身来爱国，这两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张连红教授评价说，“吴先斌办这个民间抗战馆，我很敬佩他，星期天早上大部分人是喜欢睡懒觉的，但他早晨4点钟就要起来到鬼市上去找资料。那很不容易，而且还能够把它整理出来，形成一个专题，给愿意参观的人，让他心灵感受到一种冲击，让他以后对正义公理这种人类最高的东西能够有一种追求，形成一种氛围去促进他们。这种，社会一定是需要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来自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