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不能以1多万人名单否定“被害30万”史实

明年清明前，又将有1655个遇难者名字刻上“哭墙”将从43米增加到69.5米，墙上遇难者姓名也将突破万名。

“哭墙”成为遗属们祭奠集中地

事实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往往没有尸体，没有坟墓，“哭墙”已经成为不少遗属们祭奠亲人的唯一所在。每到清明节，都有众多遗属到“哭墙”前，摆好供品，然后焚香，献花，洒酒，跪拜，通过各种方式悼念他们的亲人。那时，“哭墙”姓名旁边被粘上去的一支支菊花，成为刺痛人们深处记忆的一道别样风景。

昨天，家住江宁东山94岁的孙华富老人，一大早拄着拐杖，冒着冬雨赶到“哭墙”前，久久出神地凝望着“孙华金”、“孙李氏”两个名字，那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哥哥和奶奶。从2007年亲人名字刻上“哭墙”后，他无论是否是节日，只要有空，肯定都来。

“我记得是12月14日那天，村里的人乱成一锅粥，急着向防空洞跑，68岁的奶奶腿脚不便，以为鬼子也就抢点东西，留在家里没走，结果被中了枪。奶奶的血不断地往外流，直淌了三天，奶奶才离开……”当时跟他一起逃跑的哥哥也未能幸免。“如果他还在的话，今年刚好一百岁，看到‘哭墙’就会想起哥哥。”孙华富老人一边哽咽，一边踮起脚尖，颤颤巍巍地将一朵黄色玫瑰放在奶奶的名字下面。

奶奶和哥哥遇难后，没有留下坟墓，孙华富老人一直没地方祭奠，后来他们的名字刻上“哭墙”，他才心安。如今年岁已大，为了不留遗憾，他坚持连续两天过来祭拜。

那些等待着把亲人姓名刻上“哭墙”的遗属们，此刻心情同样不平静。昨天下午，记者拨通了韩顺华大爷的电话。他早已听说杨春泉的名字会被刻上“哭墙”，所以很欣慰：“因为没有坟墓，家里已经几十年没地方祭奠老人了。这次‘哭墙’延长以后，把杨春泉的名字刻上，明年清明，我和家人一起去悼念，总算有地方了。”

远在河南的包世杰老人今年77岁，他同样期待父亲包久宏(洪)的名字能刻上“哭墙”。当年作为留守南京的特务营的一名文书，父亲被日军杀害在中华门。想到这儿，老人有点激动：“父亲的名字刻上去，我好让我的子孙们前去悼念。”

1万个姓名不能否定“被害30万”这一史实

有人提出，与当年30多万的遇难者人数相比，现有的1万多人的遇难者名单差距太大，与史实相比照显得单薄，似乎说服力不够强。对此，朱成山明确表示，绝不能以这个1万多人的遇难者名单，来恒定或否认30多万同胞被日军残酷杀害的事实。

“这个‘30万’，是远东国际法庭审判得出的法定数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30万，是一个法定的不容更改的事实，也有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来证实这一点。”朱成山解释说，现在遇难者名单只有1万多人，是因为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着手调查遇难者名单，时间跨度长，种种限制条件多，寻找名单的过程十分艰辛，一个个找到也不现实，能找到1万多个名单已属不易！

“可以再打个比方，广岛原子弹爆炸死亡10多万人，可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刻下的受害者名字也不过才1万多人，难道你因此就能否认死亡10多万人的事实吗？”　

《申报》1945年11月即用“南京大屠杀”一词

昨日，《战时中国新闻传媒和南京大屠杀》(上、下册)在南京面世，该书对当年中国新闻传媒是如何报道这一南京大屠杀的活动，首次进行了全面论述，明确指出，虽然中国新闻传媒的报道起步晚，但后来居上，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力。

《战时中国新闻传媒和南京大屠杀》上、下两册，90多万字，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所著，也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组织编撰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文献系列丛书”的第26、27卷，还是去年出版的《西方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的姊妹篇。

经盛鸿在该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澄清了一些长期流传的错误见解。他经考证认定，中国新闻报刊第一次鲜明提出“南京大屠杀”这一名词的，是1945年11月25日上海《申报》第1版刊登的报道《南京大屠杀罪行将公布！》这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经盛鸿经过考证，认定1938年2月延安《新中华报》连载的文章《尸山血海的南京——敌在南京之空前暴行》，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媒第一次报道南京大屠杀。

英国出版图书介绍江东门纪念馆

昨天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概览》在南京举行首发仪式，这是今年南京举行的纪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系列活动的第一项。该书由伦敦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分为中、英文两个版本，对纪念馆的建筑、展陈、雕塑、学术研究、社会教育、和平交流等专门进行了详细介绍。

馆长朱成山说，这是第一本由国外出版社发行的专门介绍纪念馆的图书，采用中、英双版本进行介绍，为国内外读者了解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