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贵州考古学家已敲开夜郎国大门

核心提示

在几代考古人不懈的努力下，目前已在赫章、威宁、普安、兴义、安龙、册亨、望谟、兴仁、盘县、清镇等地，发现有夜郎时期的遗存和遗物。2000年，贵州赫章可乐发掘由于对探讨夜郎问题的重要意义，荣膺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学术界对夜郎地处贵州的一种认定。这意味着考古学家已经敲响了夜郎国的大门。

史海钩沉：翻开尘封的历史

提及夜郎，先说牂牁。

史学家范同寿专著《贵州历史笔记》中记述，眼下较多的学者认为，牂牁是春秋时期南方一个较大的古国。据地方志学界沿用至今的一些观点认为，在春秋时期，乌江以南，盘江以北，今从江县以西，云南曲靖以东的广大地区，都在牂牁国境内，几乎占了贵州一半的地区，因此，学界认为，完全可以用牂牁来代表春秋时期的贵州。

春秋之后，牂牁国逐渐衰落，领地被南越和新兴的夜郎分割，失势的牂牁国君被驱逐到夜郎的旁小邑居住，作为方国的牂牁国一去不复返。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司马迁是介绍夜郎的第一人，他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到：“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这段话说明在该地区方国众多，其中夜郎最大，且疆域广大、实力强盛，以至于汉武帝几番派遣使者来多次交涉。

大约在公元前27年左右，由于与周邻小国发生战事却不听汉使的调解，夜郎王兴被太守陈立斩杀。夜郎，这个西南夷中最大的方国，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两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透过深邃的历史眼光来重新追溯这段历史时，却发现它如谜一般，又异彩纷呈。

夜郎之为国，不知兴自何时，但可以肯定至迟在战国中期前后，夜郎便已存在。作为当时成都以西、以南地区最大的方国，夜郎在历史上大约存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相对于同一时期或稍早的南中国的楚、蜀诸国，它是一个小国，因此史籍对之着墨不多。

也许司马迁等史家对夜郎的了解就是少而模糊的，所以，在他之后的范晔等诸君才用迷离的笔法，将后人引向一个异彩纷呈的神话世界。

“《后汉书》记载，明确将古夜郎的地理位置锁定在迿水流域，又将竹王的传说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了汉武帝，从而与司马迁《史记》中汉武帝授滇与夜郎王印的记载相吻合。”经过对史料中广泛记载“夜郎王为竹王，是从竹筒里生出来”的传说，牂牁以后直至秦汉的一段贵州历史，被范同寿在琐碎的历史记述中衔接起来。从战国后期到西汉的两百余年，今贵州大部分地区均在夜郎国辖境内，便成为后世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广义上的夜郎包括今贵州除西北一隅外的全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川南的一些地区，总面积应该在20万平方公里左右。”范同寿在书中称：广义上的夜郎，即所谓大夜郎，指的是西南地区一群治领地的人们共同体，来自于濮人族系，这一族群居住的地区被统称为夜郎地区。而按照著名学者吴祚来先生《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的考证，夜郎古国应在现在的贵州省境内，湖南、四川与云南等省可能都有其属地。

汉以后至唐宋年间曾多次设置、废除夜郎县，显得十分混乱。据考证，所存废的夜郎县大致在今贵州贞丰、石阡、桐梓、岑巩，湖南新晃等地。范同寿认为，后世出现的这些“夜郎”，只是借用“夜郎”之名设置的郡县的称谓，与2000多年前那个精兵十万、繁盛一时的夜郎完全不是一回事。

从清代开始，一代代学者就已不满于这段混沌的历史，极力想从史籍中寻求真实的夜郎。300年过去了，关于夜郎古国的谜团还是学界追逐的焦点。

这时，用事实说话的考古就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叩问黄土：敲响夜郎国之门

“礼失而求诸于野。”夜郎，这个贵州考古界多年苦苦追寻的汉代方国，究竟在哪里？考古者开始了面向大地的探索。

1995年9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1996年9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全面开展夜郎考古工作被提上日程。1997年，夜郎考古工作正式启动，迄今已进行了六次夜郎考古调查和多次考古发掘，完成了对黔西南州兴义、安龙、贞丰、兴仁等县市重点地区48个乡镇、240多个自然村的考古实地调查，对赫章可乐、普安铜鼓山、威宁鸡公山等遗址进行科学系统发掘，获取大量夜郎时期的珍贵历史线索。

赫章可乐、普安青山和威宁中水并称为夜郎考古三大重镇。可乐玄妙的套头葬、中水神秘的刻画符号和铜鼓山精致的石范陶模，为尘封的夜郎文明的揭示，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它们成为目前夜郎文化寻踪的三个重要据点。

赫章可乐是目前的夜郎考古收获最丰的地方，这块地处黔西北乌蒙山区的神秘土地，分布着10余处战国秦汉之际的遗址和墓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曾进行过多次发掘，迄今共发掘墓葬370多座，出土文物近3000件；据《西南彝志》记载，可乐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与成都、昆明城市等并称的大城，是贵州彝族默部的政治中心。但在彝族进入可乐之前，这里是夜郎民族的一个重要聚居点。

这意味着考古学家已经敲响了夜郎国的大门。

2000年，贵州赫章可乐的发掘由于对探讨夜郎问题的重要意义，荣膺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学术界对夜郎地处贵州的一种认定。

同样地处黔西北的威宁中水，西距赫章可乐约不到100公里，与云南昭通接壤。2004年10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和南开大学文博学院等单位，对中水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墓葬58座，出土文物430余件。出土器物中，牛头形带钩、鲵鱼形带钩、蛇头形剑、无胡铜戈、铜铃等极具地方特色，而同时出土的一批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格外引人注目。

普安铜鼓山遗址，是目前所发现最重要的夜郎遗址，地处素有青山平原之称的普安青山。两次发掘，共出土玉、石、骨、陶、铜、铁、漆等质地的遗物千余件，而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一批用于铸造兵器和工具的陶模、石范，其中的部分戈范和钺范范腔可与贵州其他地方所见的戈和钺的实物相套合。这是铜鼓山遗址和贵州它处的夜郎遗存间存在密切联系的实证。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青山片区发现了夜郎时期遗址，使此地的夜郎时期遗址达到11处之多，占到了全省夜郎时期遗址总数的半数以上。

在几代考古人不懈的努力下，目前已在赫章、威宁、普安、兴义、安龙、册亨、望谟、兴仁、盘县、清镇等地，发现有夜郎时期的遗存和遗物，其中以赫章、威宁、普安、兴义、安龙等地最为集中。

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李飞认为，在贵州境内确实存在一支既不同于滇文化，又不同于巴蜀文化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它以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三处遗存为代表，典型器物有立虎铜釜、无胡铜戈、带特殊符号的铜钺、卷云纹首铜剑和铜柄铁件、曲刃铜矛、陶瓶、带乳丁陶罐、陶杯等。该文化不但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且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威宁中水和赫章可乐墓内死者更向我们鲜活地再现了他们的悬骨环、项挂珠饰，身着珠襦、手腕上佩戴密密麻麻的铜手镯，表明他们应该就是史书记载中的“椎结之民”。

这类遗存，其时代上起战国，下抵西汉，它们和文献记载中的夜郎可以相互印证，应该是夜郎遗存。而以上各遗存间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如无胡铜戈就广泛见于从兴义到赫章、威宁的各遗存；其中的舞蹈纹无胡铜戈，普安铜鼓山遗址曾发现了该戈的石模，实物则见于兴义威舍、赫章可乐等遗存。这些都是当时大夜郎范围内各部落间存在密切来往的实证。

目前所见的夜郎遗存主要分布于云南昭通、曲靖一线以东，三岔河、北盘江一线以西的贵州西部，这一带很可能就是夜郎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联系《史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江“出番禹城下”的记载，李飞认为地处南北盘江环抱中的今黔西南一带，是夜郎中心的理想地望。

文献记载西南数百君长内附后，“独夜郎、滇受王印”，当时的夜郎是一个可以与滇相媲美的王国。但目前所发现的各种夜郎时期遗迹和遗物，都不是夜郎王族的遗存。沉睡黄土深处的千年夜郎文明，还在等待着一次次走进黄土深处的寻觅。

古为今用：走向现代的转型

“新近在沅水上游的清水江、锦江流域的相关考古发现也表明，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与滇东黔西区域的青铜文化差异十分明显，而具有了较多楚文化的烙印。换言之，夜郎的东限应未抵达这一区域，与之相邻的县市也不可能属古夜郎国的范围。”李飞这样认为。

尽管困难重重，学术界对夜郎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与夜郎研究已取得的成果相比，我们的宣传和开发利用却显得相对滞后。

无疑，作为惟一性、最优化的品牌，贵州的“夜郎”成为了一块被闲置的旅游文化基石。因此，对于夜郎文化资源在贵州文化旅游、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要有新的认识。这也说明，我们对自身资源和文化利用和开挖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当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开展关于“夜郎”的各项工作。

“在旅游经济层面，帮助有夜郎文化资源的各地、各县，谋划好资源的民主、科学、可持续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认为，兴旅游、利民生的文化牌要打，但不要过度开发，要打出真正的文化精神，做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差异化旅游产品，各地、各部门要形成合力，做好这篇大文章，而不是低端的同质化的产品。

目前，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一个蕴涵文化的历史名称不仅可以带来社会效益的上升和经济效益的增长，更可以在展现一地丰厚的文化底蕴的同时提升该地的知名度，改善投资环境，扩大经济产业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等，从而全面促进一地的发展。

抢夺文化的制高点就占领了经济的制高点。学界形成一个共识，即便是文化能为现世经济发展服务，也必须尊重历史真实。“我们没有足够重视文化资被的开发和利用，受利益驱动和市场配置的影像，文化资源就会很快就会流失，想补救也是事倍功半。”省史志办研究员史继忠认为，文化夜郎面临现代化转型。

问题的核心还在于，如何在现代化发展视野中纳入“夜郎古国”的文化符号，承袭这片土地曾经的悠远和古老，真心地透过历史的宏大视野看待一个真实面貌的“夜郎”，把夜郎文化看成贵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夜郎研究成果的传播、传扬，以开放的姿态系统研究、协同各地合理利用“夜郎”这个文化地标，为今人造福。或许，夜郎之争的焦点不在于夜郎到底在不在贵州，而在于如何保护与挖掘好夜郎文化遗产，使之惠及当下，服务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