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

一、武昌起义与全国各地的响应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

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

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以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科学补习所设有专门负责新军工作的干事，不断将青年学生、会党群众输送入伍，努力扩大新军中的革命力量。虽然革命团体遭到几次破坏，团体名称一再变更，但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以及共进会等革命团体，都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以当兵为掩护，长期潜伏在军队里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始终坚持不懈。根据多年积累的秘密工作的经验，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的标（团）、营、队（连）各级都推举了他们的代表，组织网遍及湖北新军各基层单位，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即孙葆仁）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澂、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定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武昌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党人是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和部署的。

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在香港接到有关湖北情况的报告后，即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争取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①不过，他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待孙中山筹措20万元巨款和购买大批枪枝弹药后发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势成骑虎”，不能等待。同时，他们看到清政府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将随军离去，湖北革命力量有被削弱的危险。因此，他们坚决表示，即使“无外款接济”，也“事在必行”。②

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10月6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及而延期。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尧澂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杀害彭、刘及杨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俱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营兵力，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临则推举原日知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往停泊长江的兵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这时，革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立即建立革命军政府，扩大革命的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湖北革命党人是奉孙中山为领袖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与同盟会有密切的联系，但孙中山远在海外，至12日上午才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一时不可能赶回国内。黄兴和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也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负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11日，经过一夜战斗的起义士兵群众，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准备推举都督，建立革命军政府，他们没有意识到应当把军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错误地以为需要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以资号召，于是邀请谘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推举清朝高级军官、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1864—1928年），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在北洋海军中任职。甲午战争后他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受宠信，三次被派往日本学习，由管带升至协统的职位。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黎元洪仍坚持顽抗，亲手杀死了响应起义的士兵2人。起义的迅速胜利，迫使他仓惶逃到一个营管带家里躲藏。由于他平时在汉族官僚中以“开明”著称，起义前革命党人就有过推他为都督的拟议。黎元洪并不愿意顺从革命，又不敢公然反对，他是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上都督席位的。湖北军政府设军令、参谋两部，军政多由参谋部主持。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务，革命党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愿意让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汤化龙原是立宪派首领，在立宪运动破产后对清廷绝望。他在11日推举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会议上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①过了几天，他便公布了一个冒称同盟会东京本部草拟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由都督兼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部，下设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交通等七局，总揽政务。政事部由汤化龙任部长，下面七个局的正副局长“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旧派人物”。②虽然这个条例不久即被革命党人否定，各局一律改为部，只给汤化龙留下一个编制部长的闲职，其他各部都由革命党人负责，汤化龙因而弃职东去。但首义的湖北军政府，由新军高级军官、立宪派首领出面主持，却具有“示范”的作用，为后来响应革命的许多省份所效法。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巡抚余诚格逃遁，起义军推举焦、陈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后，不仅巩固了湖北的后方，而且派遣军队支援了武汉抗击清军的战斗。同一天，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陕西军政府在西安建立，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从侧面威胁南下的清军，并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区的联系。

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拥标统马毓宝宣布独立，成立九江军政分府。九江独立，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日，同盟会员蔡公时联合南昌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准备拥清朝巡抚冯汝骙宣布独立，冯拒绝接受。蔡公时发动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组成山西军政府，由新军协统阎锡山任都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联合新军协统蔡锷以及管带唐继尧等发动起义，组成云南军政府，蔡锷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的同盟会员张承槱等发动工人、防营和会党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了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上海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的独立。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联合新军和防营占领了杭州，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苏州，江苏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立即抢先一步，要求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5月，江苏军政府成立，程德全摇身一变，由巡抚成了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起义，占领贵阳，成立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员联合团练发动起义，占领寿州，连克颍上、毫州等地。8日，立宪派劝说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推朱为都督。后来，起义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朱家宝感到形势不稳，逃离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任安徽军政府都督。

11月6日，广西谘议局议决与清政府脱离关系，推巡抚沈秉堃为都督。不久，前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攫取了都督职位。

11月9日，福州同盟会员许崇智率军起义，推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

同日，广东宣布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逃入租界，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从武昌起义到11月9日，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的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至11月下旬，四川重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川东南50多州县响应。在四川资州，一部分新军起义，杀死了前来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河南信阳附近京汉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军，拆毁铁路，袭击军用列车，有力地支援了武汉革命军。甚至在清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动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和驻保定的新军第六镇举事。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飞跃发展，有些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农村中也掀起反封建斗争的风暴。江苏常熟、江阴、无锡三县交界地区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烧毁恶霸地主的房屋，竖立“革命大部督”的旗帜。上海附近各县农民，普遍掀起了抗租斗争。据报载：“松江一带，则各村庄鸣锣齐会，相约不还；昆山正义镇，则因催收田租，兵民互哄；青浦西乡，则聚众闹事；南汇周浦，则拆毁绅董房屋。……抗租风潮，方日演日剧，蔓延而未已。”①湖南衡阳、醴陵等十几个州县农民起义，围攻县署，杀逐贪官污吏和上豪劣绅。陕西自咸阳到凤翔、陇州的数百里地区内，到处发生戮官劫狱等暴动。四川农民反抗清军和地主武装的战斗，在各州县如火如荼地猛烈开展。奉天辽阳、辽中、凤凰、庄河、复州等地和山东的民军都迅速发展，声势浩大，迫使东北三省和山东的清朝地方官吏不得不宣布半“独立”，借以应付岌岌可危的局面。几乎全国各省无不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群众起义或暴动。

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响应武昌起义、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内蒙地区一部分蒙古族和汉族的同盟会员，曾经在学校、军队、会党和反清士绅中进行工作。武昌起义后，归化（今呼和浩特）、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包头、丰镇等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组成革命军，12月间一度攻克丰镇。次年初，又配合山西革命军占领包头，成立革命军政府。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有哥老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参加的武装起义。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到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伊犁。1912年1月，起义军占领伊犁，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宣布“五族共和”，并成立了临时政府。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和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在这个革命洪流中，反动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动这次革命迅速走向高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分散在各地的同盟会员以及与同盟会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各地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后积极策动响应，促进了革命形势在全国蓬勃发展。但是，面临着如此广泛和迅猛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同盟会组织很不健全，缺乏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和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他们十分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非常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希望赶快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尽量缩短革命的历程，取得廉价的胜利。

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革命形势高涨的压力下，转到革命方面，利用自己在各省谘议局中所取得的地位，策动清朝官员“反正”，宣布“和平光复”，对清王朝的崩溃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力图维持旧秩序，防止革命的深入开展，并窃夺权位。湖南起义后，曾一度设立筹饷局，按房地产和田产的多寡摊派捐款，以保证革命的需要。湖南绅商和立宪派激烈反对，把这个革命措施说成是“暗无天日”、“鸡犬不宁”。他们唆使旧军官在湖南起义后十天发动兵变，杀害都督焦达峰等人，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为都督。就这样，立宪派与旧官僚采用“和平”的乃至流血政变的手段，先后取得了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西、贵州等许多省军政府的权力。

另一些省区，如上海、广东、安徽、江西等地，表面上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但是，这些革命党人掌权以后，由于地位发生了变化，很快地向右转了，其中有些人已蜕化为新官僚政客。当时宣布起义的各省，无论是革命派掌权，还是立宪派、旧官僚掌权，几乎一律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府县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四川的几十万保路同志军被遣散，广东的十几万民军被裁撤，湖北军政府通告全省各州县官绅赶办团练，防止农民暴动，并派军队镇压会党武装。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刚刚取得局部的政权，就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他们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真正的胜利。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不仅是这次革命的目标，而且是当时起义各省共同对清王朝进行斗争的迫切需要。中央政权如何建立，由什么人掌握，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卷入革命营垒中的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等各派政治力量最为关注的问题。此外，由于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而出现的湖北、江浙等地方集团，也都力争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这就使得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11月9日和11日，湖北和上海两地先后发出建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通电。上海方面提出由各省谘议局和都督府各举代表一人到上海“集议”的方法。15日，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由于湖北方面力争，24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决定迁往武昌开会，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联络。

当时，湖北革命军正与清军处于紧张对峙状态中。重新被清政府起用的袁世凯派他所掌握的北洋军相继攻陷了汉口和汉阳，武昌已处于清军炮火的威胁之下。11月30日，各省代表联合会不得不由武昌改在汉口英租界举行。各省代表联合会的成份十分复杂，革命派与立宪派占有几乎相等的席位，另有少数旧官僚和封建士绅，甚至有清政府的密探在内。12月2日，代表联合会作出两项重要决议：一是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一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从一开始，组织民国临时政府就和期待袁世凯“反正”紧密联结在一起，这充分反映了革命阵营对封建买办势力的妥协性和对袁世凯反动集团所寄予的深切期望。同一天，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江浙集团声势大振，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电催汉口代表迅速东下。12月14日，汉口、上海两地的各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代表名额由原来的23人增加到45人。同盟会员在其中所占比例有所提高，约占二分之一强，其余为立宪党人、旧官僚士绅和独立活动的光复会员。代表们获悉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到达武汉以及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的消息，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待袁，而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专征北伐”。因人选问题争执不下，临时政府的组建陷于难产。

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到达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同意推举众望所归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政客也认为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以前，这个“过渡”总统“非孙莫属”。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才在难产中诞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

南京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总长）组成。九名国务员名单由孙中山和黄兴提出，1912年1月3日在各省代表联合会议上通过。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为江浙立宪派首领，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为旧官僚，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财政总长陈锦涛是当时的所谓“理财专家”，曾在清政府任职。根据同盟会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人没有到南京就职，各部几乎都由次长代理，当时有“次长内阁”之称。所以，实权是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

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作为立法机关，40余名临时参议员中，同盟会30人，立宪派不足10人。从汉口各省代表联合会、南京各省代表联合会到临时参议院的成立，短短一个月内，出现了很大变化。立宪派代表锐减（主要是北方未起义各省谘议局的代表），革命派代表激增，反映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同盟会在建立政权的角逐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开幕典礼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产物。临时政府中虽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

“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发表的第一个文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庄严宣布的。在这个宣言书中，对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作了如下的规定：对内要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的统一，对外要将清政府“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义，……循序以进”。①对内强调统一，克服各省起义以后各自为政的现象，以利于推翻清朝反动政府，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对外要洗雪清朝反动政府的“辱国举措”，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宣言书并没有提出明确的革命任务和实现革命任务的步骤，显得有些空泛。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颁布了不少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它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私权”；命令各级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禁止蓄奴，解放“疍户”、“惰民”等所谓“贱民”，允许他们享有“公权”和“私权”；革除历代官厅“大人”、“老爷”等称呼，以及禁止蓄辫、缠足、赌博，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等等。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它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废除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它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废止“有碍民国精神及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皇朝掌故》、《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一律禁用，小学禁读经科等等。所有这些法令，无不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利益。

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法令，对资产阶级利益表现了热忱关切的态度，但对地主阶级利益，没有根本的触动，对广大农民的要求缺乏任何积极的反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南北议和开始之后，革命党人普遍地希望通过和平谈判争取袁世凯反正和清帝退位，以便尽快地结束革命。同时，他们把争取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作为临时政府的首要目标。临时政府在《宣告友邦书》中，重申承认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担过去的外债和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天真地认为，主动承受清朝卖国政府的可耻“遗产”，就可以换取帝国主义对临时政府的同情和承认。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根据《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所规定的对外施政方针，仅仅怯懦地声明：租界的行政警察权“应俟大局底定，再行设法收回”；侵害我国司法主权的上海会审公廨，“当向各领事交涉，使必争回”。①临时政府为取得列强承认，进行多次交涉，都毫无结果。帝国主义一直不承认临时政府，使临时政府的领导者们感到很大的压力。

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的时候起，便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所课征的许多苛捐杂税已经宣布废除；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的税收被帝国主义者把持，拒绝交付临时政府；各地的田赋和其他税收也被各省军政府截留，不上缴中央。军需紧急而款项没有着落，各处要钱的电报接踵而来，南京附近的民军“嗷嗷待哺，日有哗溃之虞”，每日前往陆军部索饷者不下数十起，致使陆军总长黄兴“寝食俱废，至于吐血”。②临时政府一度准备命令各地商会认捐款项，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各地商会大都操纵在资产阶级上层及其政治代表立宪派手中，他们不肯从经济上支援临时政府，公开阻止募捐计划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临时政府不从发动群众、争取人民支持中寻找出路，而是乞求帝国主义国家的贷款，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途径。孙中山在回国前后，亲自进行过多次贷款活动，几乎每天盼望外国银行的复电，可是，直到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为止，始终杳无音信。南京临时政府还曾企图以国内大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等）作抵押，向外国举借几笔贷款，又遭到立宪派的坚决抵制，临时参议院内外一片反对鼓噪声。南京临时政府束手无策，始终没能摆脱财政困难的处境。

南京临时政府的基础是脆弱的。它名义上是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但是，它的权力并不能推行于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控制的省区。即使在革命派掌权的地方，也往往各自为政，不完全服从中央的号令。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早已处于十分涣散的状态，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起不了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直到1912年2月，同盟会才在南京召开改组会议，议决由秘密转为公开，并制订了新总章。这时，清帝退位已成定局，新总章遂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具体政纲包括：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实行“种族同化”，采用国家社会政策，普及义务教育，主张男女平等，厉行征兵制度，整理财政，厘定税制，力谋国际平等，注重移民垦殖事业等九条。新政纲保持着民主精神，但缺乏应付当时复杂政局的革命对策，起不了统一革命党人思想和行动的作用。在组织上，根据宋教仁扩大招纳会员的建议，把黎元洪拉入同盟会，并推举他为协理，大批官僚、政客、豪绅纷纷混入党内。许多同盟会员蜕化变质，和立宪派、旧官僚打得火热，为猎取个人权位而组成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孙中山等少数坚持革命主张的革命党人，被攻击为“理想派”，在同盟会中处于孤立的地位。孙中山无力改变“过渡”政府与“过渡”总统的局面，在他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便不得不致电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不过，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弱点，但它坚持了民主共和的立场，在促成清朝覆灭和民国成立的革命大业上，仍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三、袁世凯窃夺政权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外反动势力惊慌失措。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廕昌率领北洋军队赶往武昌镇压革命。北洋军队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大部分将领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不听从廕昌的调度。廕昌指挥不灵，清政府束手无策。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抱着敌视的态度，力图阻止革命烈火的蔓延。武昌起义后几天之内，它们便在武汉江面集中了十余艘军舰，对革命方面进行监视，并随时准备武装干涉。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连续举行会议，共商如何维护他们在华的侵略利益。他们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立即起用两年前被罢黜的袁世凯，叫嚷“非袁不可收拾”，企图通过袁世凯出山，为清王朝稳住阵脚。

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统率北洋军队南下镇压革命。袁世凯野心勃勃，想乘机向清廷素取更大的权力，借口“足疾未痊”，留在河南彰德不肯出山。27日，清政府因进攻武汉受挫，湖南、陕西、江西等省又相继起义，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袁世凯仍不满意，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与他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条件。清政府一时犹豫不决。这时，起义的省份日益增多，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资政院正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年会，议员们齐声呐喊，上奏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取消皇族内阁，赦免国事犯。在袁世凯策动下，驻直隶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等，电奏政纲十二条，要求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特赦国事犯，组织责任内阁。资政院的呐喊，张绍曾的“兵谏”，都和袁世凯的要求相呼应，给了清政府很大的压力。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万分惶恐，被迫屈服，连忙下“罪己沼”，颁布宪法“十九信条”，下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便实际上落入袁世凯手中。11月1日，袁世凯南下视师，指挥北洋军队攻陷汉口。然后返回北京，于11月16日成立袁世凯“责任内阁”。

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和日本政府，曾经企图利用中国的动荡局势，秘密策划对华采取武装干涉行动，以乘机扩大它们在华的侵略利益。英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利益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它担心公开站在清政府方面与革命军为敌，势必有丧失它的巨大利益的危险。美帝国主义不愿意俄、日两国在华势力过分扩张，反对各国采取单独行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它们正忙于准备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战争，或多或少地被牵住了手脚；而且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和清朝统治的土崩瓦解，使它们感到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已很难达到目的。于是，它们决定采取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紧扶植袁世凯，胁迫革命方面向袁世凯妥协的办法，利用袁世凯取代清王朝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

11月26日，经过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密谋后，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武昌方面欣然接受。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12月18日，袁世凯的议和全权总代表唐绍仪和各省军政府议和代表伍廷芳，开始在上海进行和平谈判。20日，当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的时候，驻上海的俄、英、美、日、法、德等六国总领事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这项照会虽向双方代表同时提出，实际上是压迫南方革命势力向袁世凯势力妥协。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革命派不仅遭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而且还受到卷入革命内部的立宪派施加的巨大压力。立宪派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将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通过拥有北洋武装而又受帝国主义宠信的袁世凯来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平息动荡的局势。立宪派首领张春早已和袁世凯达成了合作的默契。当唐绍仪到达上海后，张謇等人即展开了紧张的幕后活动。伍廷芳和唐绍仪分别代表南北两方，“在议场时，板起面孔，十足官话”，①而每天晚上却在上海南阳路赵凤昌②家中与立宪派密谋策划，研究如何对付革命势力。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成为南北议和代表和立宪派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立宪派在革命内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迫使革命派向袁世凯交出政权。张春密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③表达了立宪派结束革命的谋略和对袁世凯的期望与忠诚。

在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已占上风。黄兴早在11月9日就曾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并表示“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④南北议和开始后，黄兴等人主张“化敌为友”，害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建议“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⑤同盟会重要骨干、因刺杀载沣未遂而被监禁的汪精卫，出狱后立即投靠了袁世凯，配合袁世凯推行“南抚北剿”的反革命策略。他一面向袁世凯告密，出卖北方革命组织，一面为南北议和穿针引线，力劝南方革命党人对袁妥协。他跑到上海，担任南北各省议和参赞，暗中参与了“惜阴堂”的阴谋，极力为袁世凯疏通，并“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①他是袁世凯安插在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内奸。

袁世凯也对南方革命势力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当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袁世凯指使他的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出“誓死抵抗”的叫嚣，并撤消唐绍仪议和代表资格，故意制造决裂的势态，逼迫革命派就范。在北洋军队咄咄逼人的叫嚣中，前线又趋紧张。一时颇为高涨的北伐声浪，暂时压倒了大多数革命党人的妥协和迁就思想。南京临时政府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北伐建议。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派黄兴为北伐陆军参谋长，并制订了六路北伐的计划。13日，在津涌铁路线上，北伐军败清军于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下。安徽、河南、湖北等战场上，革命军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北伐并没有继续下去。财政困难使南京临时政府硬不起来，帝国主义干涉的阴霾更令革命党人气短。这时，各国军舰在长江示威，并阻止革命军在大连登陆。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蛮横地宣布不准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分别增兵东北及内蒙。外国资产阶级报纸竭力宣传列强将要进行干涉，立宪派危言耸听地宣扬帝国主义一旦干涉，中国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大多数革命党人也仿佛塌天大祸就在眼前，终于在帝国主义威胁下屈服。南北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不再是南北谈判的问题了。双方争议的中心，是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的对立局面，建立以袁世凯为总统的统一政权的问题。

袁世凯主张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另立统一的共和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孙中山认为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于理绝对不行”，但被迫同意在清帝退位后立即由袁世凯重组政府。

如何“处置”清朝皇帝，是双方争议的另一重要问题。袁世凯主张给清帝及皇室以特殊“优待”，并搞了个《优待条例》，规定：清帝称号不变；每年由民国政府给予400万元；清帝仍暂居皇宫，以后移居颐和园；原有私产由民国保护，等等。这个极端荒谬的优待条件，不仅使孙中山等感到是奇耻大辱，连主张对袁世凯妥协甚力的黄兴也认为难以接受。黄兴致电伍廷芳说：“议和愈出愈奇，殊为可笑。第一条仍保存下大清皇帝名称及世世相承字样，可谓无耻已极。”然而，伍廷芳、汪精卫等却说保留的不过是“虚名”，“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枝节似可从宽”。①1912年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竟正式通过了《优待条例》。

袁世凯得到南方同意让权的确切保证后，立即对清帝实行逼宫。他指使北洋军将领段棋瑞等人联名发表通电，要求清王朝立即同意共和，否则将率领军队直捣北京。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第二天，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为了防范袁世凯专制独裁，以便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轨道，提出奠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三项条件，并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袁世凯表示愿意南下就职，暗中却密令他的嫡系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暴乱，作为他不能南下的借口。孙中山等得知北京等地兵变的消息，决定出兵平乱，并由黄兴等发出率兵北上的通电。这时，帝国主义又一次出面配合袁世凯，纷纷从各地增调军队前往北京，加剧紧张局势。立宪派和旧官僚都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奠都南京的主张，许多革命党人做了他们的应声虫。孙中山再次被迫退让。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它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府组织机构以及人民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孙中山等企图凭借这部临时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束缚他专制独裁的手脚。奸黠狡诈的袁世凯一方面表示他是《临时约法》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又说以后要对它进行“修改”。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孙中山的解职和临时政府的北迁，标志着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资产阶级革命派交出政权后，企图依靠一纸约法以实现其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使中国走上民主的轨道。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多么幼稚的幻想。

四、临时政府北迁后的政局和“二次革命”

南、北统一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但不得不信誓旦旦，表示“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①革命派让出了大总统，但控制着南方数省和临时参议院，企图以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搞专制独裁。1912年3月，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第一届内阁。唐绍仪在清末是深得袁世凯信任的官僚，这时加入了同盟会，以“调和南北”

自居。唐内阁的要害部门受袁世凯控制，如陆军总长一职，袁世凯便坚决不肯交给黄兴，而由他的亲信段祺瑞充任；但宋教仁等四个同盟会员也分到了农林、工商、司法、教育等四个部门，连同唐绍仪在内的十个阁员中，同盟会员占半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或“唐宋内阁”。4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袁世凯感到不能指挥如意、独断专行，在6月间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而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责任内阁制”遭到破坏，唐绍仪及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被迫辞职，改良派的两个阁员也不安于位而辞退。

唐内阁倒台，宋教仁主张积极从事民主政治的建设，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制订宪法，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保障宪法的贯彻执行。孙中山对政治抱悲观情绪，希望袁世凯维持一个小康局面，自己则从事交通、实业建设，为民国谋长远的利益。黄兴在1912年6月间主动撤销“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对政治也抱消极态度。李烈钧、胡汉民等“地方实力派”主张地方自治，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地盘，不大过问全国的形蛰与斗争。“激烈分子”如戴天仇（季陶）、何海鸣等不信任袁世凯，不断揭露、责骂，甚至鼓吹用武力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既无组织，又无核心，不能左右政局。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而由自己代理。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比同盟会大为减退，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时期的“男女平等”主张，并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但由于吸收了各方面人物参加，声势浩大，在临时参议院中占多数，成为第一大党。和国民党并立的还有以两湖、江浙的原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些党派知道自己还没有组阁的希望，便主张“超然内阁”，向袁世凯靠拢，但也要求分享政权。

袁世凯提名无党派而“驯顺如羊”的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但当陆徵祥向临时参议院补提六个国务员时，全部遭到否决。袁世凯指使反动军警通电、通函、召开会议，痛骂参议院，甚至叫嚷要用武力解散。陆徵祥再次提出六个国务员名单时，参议院在压力下被迫通过了五人，但随即提出弹劾陆徵祥失职案。陆徵祥从此称病住进医院，由袁世凯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总理。

为了稳定政局，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会谈，尊二人为“革命元勋”，“百般地曲意相从”，特授孙中山“筹划铁路全权”。孙、黄都落入圈套，对袁世凯表示信任。黄兴代为疏通，使参议院通过赵秉钩为国务总理，并把赵秉钧及其他六个阁员拉入国民党。赵内阁号称“国民党内阁”，实际上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

从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宋教仁等全力投入竞选，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为了实现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抱负，宋教仁亲自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游说，宣布政见，力图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他还拟订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准备在他当政时施行。

清朝的覆没，帝制的废除，民国的成立，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济上，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出现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热潮。各种实业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以及西北（河南、山西、陕西）、安徽、苏州、镇江等地方实业协会纷纷成立，号召乘共和政体成立的“运会”，实行产业革命以建设新中国。工矿企业，特别是中小资本和工场手工业迅速增加，“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①清朝专制政体设置的若干禁锢的解除，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政治上，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言论、结社是自由的。“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1913年7月前“统计全国达五百家”。②许多报纸以监督政府为己任，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乃至公开斥责大总统。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1912年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团体就有85个，包括政治团体22个。③

众多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临时参议院的存在，第一属国会的选举和成立，表明议会民主制仍然是革命派以及改良派努力争取的目标。议员中的大多数为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也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保持着。文化上，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得到发展。1912年大中小学学生总数超过1911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增加得更多。由于“社会对政治兴味非常亢进”，政法学校和大学法科学生猛增，“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①各种学术思想可以自由讨论，所有这一切，表明形势还大有可为。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力图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重新掌握政权。有人推测，国会正式选举大总统时，袁世凯未必能够当选。但是，宋教仁等幼稚天真，忽视了北洋军阀手中的武力。

袁世凯决心用铁血手段扑灭民主势力。1913年3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在上海车站遭暴徒枪击，伤重逝世。袁世凯听到宋教江被刺的消息，表示“愕然”，电令江苏地方官吏“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然而，“穷究”的结果，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凯自己，而直接布置暗杀的则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宋案”真相公布，全国哗然。孙中山从迷误中猛醒，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许多革命党人对武装讨袁没有信心，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留恋名位，主张在北京联合其他党派，以国会的力量从事“法律倒袁”。

在国民党人争论不休的时候，袁世凯已积极准备进行武力镇压。为了筹集反革命战争经费，4月26日，他指派赵秉钩等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谈判，把交涉经年未定的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的合同签订下来。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赔款，袁世凯实际能拿到手的不过760万英镑，而规定47年还清的本利为6785万英镑。尽管条件如此苛刻，袁世凯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需要，不交国会审议，悍然签订了大借款合同。

“善后大借款”遭到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反对。他们表示未经国会同意，此项借款为不合法，不能予以承认。袁世凯立即指使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组成以粱启超为实际主持人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同时授意北方各省都督通电斥责国会反对借款为“不顾大体，无理取闹”，在国会内外向国民党议员施加压力，把“法律倒袁”的微弱呼声压了下去。

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凶相毕露。他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无耻标榜自己是“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扬言“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①6月间，他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钩、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并派兵南下，进入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

国民党人被迫应战。他们一开始就不能统一行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黄兴迫于形势，也在南京逼使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以江西、南京为进攻重点。江西方面，湖口的讨袁军遭到了北洋军的水陆夹攻，于7月25日败退。8月18日，北洋军攻陷南昌，占领江西。南京方面，由于部分讨袁军被袁世凯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被迫退守临淮关。黄兴于7月29日潜离南京，程德全便宣布取消讨袁。9月1日，袁军张勋部占领南京。上海的陈其美等在8月13日弃吴淞炮台而去。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军所逐。接着，其他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到两个月，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全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遂归于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加以“乱党”名目，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次逃亡海外。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二次革命”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胜利，从而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①《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黄兴集》第63页。②《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46页。①《中国革命记》第2册。②《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70页。①1912年1月3日《申报》评论：《论乡民抗租风潮》，《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97页。①《南京临时政府公报》，《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①《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76页。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55页。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①《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页。②赵凤昌原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机要幕僚，总办文案，后因被人参劾落职，在上海当寓公，和清朝官僚及立宪派交往甚密。③《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4，第1页。④《黄兴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⑤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①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①《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9、80页。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2页；《袁大总统文牍类编》第2页。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49页。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81页。③《远生遗著》卷2，第24页。①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69页。①《上海时报》，1913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