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一节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社会经济

一、外国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

19世纪60年代，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采取了“合作政策”。这项政策由英、美两国所倡导，而为俄、法等国所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巩固和扩大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权益，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的侵略目的，这就是“合作政策”的实质。清政府虽然了解“彼族深险狡黠，遇事矫执，或条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伸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①但是，却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对外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列强逐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

1861至1862年间，英、法、俄、美等国先后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相继派使来华的，不但有欧洲的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还有亚洲的日本、南美洲的秘鲁诸国。西方和日本通过它们的驻华官员，将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深入到中国的心脏，一方面直接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扩大它们在华的侵略势力；另一方面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增强它们对清政府的政治影响。1866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篇《新议略论》，①要求清政府切实保护外国侵略者在华的一切特权和利益，完全按照他们的旨意行事。他威胁说：如果触犯了外国侵略者的权益，他们必然要进行干涉，“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这篇《新议略论》充分暴露了外国侵略者企图凌驾于清政府之上，操纵中国内政和外交的野心。

外国侵略者通过他们控制的中国海关，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早在1854年，英、法、美三国便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窃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们又把上海海关所实行的办法推广到其他各通商口岸，在全中国建立了一套半殖民地海关制度。1865年，总税务司署在北京成立，名义上隶属于总理衙门，但海关的行政、用人等大权完全掌握在英籍总税务司手中，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一律由外国人充任。如1873年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名，美国人8名，法国人12名，德国人11名，其他各国人4名。这就是外国侵略分子所鼓吹的中国海关机关“保持着国际性”，它“阻止了任何排外情绪的生长”，“为外国使节所支持”。②由于关税在清政府的岁入中比重逐渐增长，所以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他对清政府的影响也愈益增强。

英国人赫德长期控制中国海关大权。在资本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上，他是一个重要的角色。1854年，他奉英国外交部的命令前来中国，先后在宁波和广州的英国领事馆工作，后来曾任广州副税务司和上海税务司。他在英国公使普鲁斯的支持下，于1863年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他不仅把持海关行政，而且代清政府对外借款，采购军火，进而逐步插手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1865年，他向清政府呈递了一篇《局外旁观论》，①劝告它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并威胁说：如果“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这篇《局外旁观论》的真实用心，也是要通过帮助清政府改革内政，使海关成为“改革这个帝国各个部门的行政和改进各工业部门的核心”。②赫德的狂妄言论在清政府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左宗棠在评论中愤然指出：“我之待赫德不为不优，而竟敢如此。彼固英人耳，其心惟利是视，于我何有？”

1879年，赫德又向总理衙门呈递一份《条陈海防章程》，主张添购兵船，“雇用西人，重其事权”，并建议设立一个筹建海防的专门机构，要求任命他担任总海防司的职务，企图控制中国的海防大权。赫德的这项意见，遭到了当时许多朝野人士的反对，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说：“赫总税司前议，此间文武幕吏多不以为然，谓其既有利权，又执兵柄，钧署及南北洋必为所牵制。……若初讲自强，仅倚一赫德，恐为东西洋人所轻视。”他建议将赫德所拟章程“斟酌改定，以免太阿倒持之患”。④负责南洋海防的两江总督沈葆桢也“■■执论”，表示“极为窒碍”。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赫德总揽中国海防大权的野心未能得逞。1885年，英国政府任命赫德为驻华公使，赫德在就任前，企图安排他的弟弟赫政继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赫德终于被迫辞去英国驻华公使的职务，继续留任总税务司。

外国侵略者还争相控制中国的派使工作和外交活动。在赫德的活动下，清政府于1866年派总理衙门章京斌椿和同文馆学生数人，随同他一起去英国考察。

1868年，清政府又在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怂恿下，派蒲安臣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欧美访问。该团成员有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毅，并有英、法各一人参加。他们一行到达美国后，蒲安臣竟擅自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承认美国享有掠夺华工以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学校的权利。中国官员第一次正式出使西方，是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经法国威逼而派崇厚赴法“致歉”。中国开始向国外派遣常驻使臣是在1875年。这年，清政府因“马嘉理案”，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刘锡鸿为副使，前往英国办理交涉。继郭嵩焘使英之后，清政府因日本侵台事件，又派何如璋为驻日公使。中国的出使活动不仅从一开始就因外力而被强烈扭曲，而且每走一步都是在屈辱中为适应新的中外关系而求自保。

从60年代到80年代，列强凭借着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8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使中英之间的航程比原来绕道好望角缩短了大约四分之一。1871年，上海至英国伦敦与美国旧金山的电报线路接通，使西方资产阶级能够迅速掌握市场行情。这些条件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扩大对华掠夺提供了便利。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被进一步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在这一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向中国倾销商品。进口货总值，1864年为4600万两（海关两，下同），1871年增为7010万两，至1881年增加到9190万两。①中国在1864至1876年间，还间或有过出超，自1876年以后历年都是入超。在各种进口货中，鸦片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其次为棉纺织品、毛织品、金属制品等。以1867年为例，鸦片的进口价值为3199万余两，占全部进口货总值的46％；棉纺织品的进口价值为1461万余两，占全部进口货总值的21％；毛织品的进口价值为739万余两，占全部进口货总值的10％；金属制品的进口价值为163万余两，占全部进口货总值的2％。②这种情况到1885年有了改变，该年棉制品的比重已经上升到35.7％，跃居首位；鸦片降为28.84％，退为第二位。此后，棉制品进口一直超过鸦片，占据首位。而在棉纺织品中，棉纱的增长速率又超过了棉布。棉纱的进口，1872年为5万担，1881年增至17.2万担，增长了244％；棉布的进口，1872年为1224.1万匹，1881年增至1493.1万匹，增长了22％。③

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特别是棉纱的大量输入，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通商口岸附近的许多地区，农民和手工纺织业者开始用洋纱织布，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停纺的现象。

在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出口主要还是农产品。在出口货中，茶叶仍占着首要地位。但由于日本茶和印度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它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生丝和丝织品的出口，仅次于茶叶而占第二位。草帽缏、皮革等货的出口，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售价较低。中国的出口货主要为各种原料，这是当时出口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表明中国正逐步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供给地。另一个显著特点，则是中国的出口贸易几乎全部被外国洋行所控制，原料生产者遭到外国商人的压价掠夺，他们已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直接榨取的对象。

外国资本势力为了倾销商品和输出原料的便利，还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1862年，以经营鸦片走私著称的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垄断我国长江中下游轮船航运将近十年之久。七八十年代，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先后建立，由于它们实力雄厚，又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所以逐渐侵占了我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航运权益。外国轮船公司经营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的结果，不仅严重地打击了中国旧式帆船运输业，而且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企业的发展。

外国资本势力还争相在中国设厂，最早是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开设适应对华贸易需要的船舶修造厂；

70年代后扩展到为进出口服务的加工业和若干轻工业，主要有砖茶、缫丝、制糖、制革、轧花、打包厂等；80年代以后，投资的重点是公用事业；到90年代初总共有192家，资本额近2000万元。其中如砖茶业，60年代俄商就开始在汉口设厂经营，到70年代已在当地建立起顺丰、新泰、阜昌三家砖茶厂，并迅速在江西九江、福建福州等地设分厂，垄断了中国出口砖茶的制造。外资的缫丝工厂则集中在上海，七八十年代规模较大的有美国的旗昌丝厂、英国的公平丝厂和怡和丝厂。进入90年代后，旗昌、怡和继续扩大规模，英国的纶昌、美国的乾康、法国的信昌、德国的瑞纶等厂也相继在上海设立，资本额共有531万元，成为当时外资企业中资金比较雄厚的一个行业。这些外资企业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主。

在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列强在中国陆续设立了一些银行。早在1848年，英国便在上海设立了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或金宝银行）。接着，于1854年和1857年又先后设立了有利、麦加利两银行的上海分行。60年代，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增多，其中1865年在香港、上海两地同时开业的英国汇丰银行，实力不断扩充，至1890年资本已增加到港洋1000万元，同时相继在汉口、天津和北京设立了分行，逐渐发展为外国在华资本最雄厚的金融机构。①到90年代初，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又先后在上海开设，但实力都超不过汇丰银行。这些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国际汇兑，发行纸币，对清政府进行贷款，开始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工具。

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逐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中国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连连破产，承受着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时的种种苦难。

二、农村经济的凋敝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清朝封建统治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屠杀了无数的人民群众，破坏了广大的城乡市镇，使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受到一次空前的浩劫。

在太平军与清军搏斗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激烈的苏、浙、皖三省，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大部分地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满目萧凉。江苏原来是人口十分稠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经过这次战争后，竟“一望平芜，荆棒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在盛产蚕丝的太湖一带，“桑枯蚕死，寂寞荒凉”。浙江的情况，同江苏相类似，“户口凋零，田畴荒芜”，“哀鸿遍地，疮痍满目”。安徽的一些州县，“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了“家家有饿莩，户户断炊烟”的悲惨景象。这种灾难的造成，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同时也和清朝官军的烧杀抢掠分不开。当时有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曾经指出：“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对于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曾宣布减收田赋，如在江浙等省施行减免漕额约三分之一。这是请政府应地方官吏的要求而采取的扶植地主阶级的一项措施，受惠者主要是地主豪绅。以江苏的情况为例，减赋诏颁发后，地主声言“减租”，但所减者仅系“虚额”，实租不但未减，反而变相增加，所以当时有人说：“赋虽减而租未减，租之名虽减，而租之实渐增，正如《元史·成宗纪》江浙行省臣所言，‘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平民者也’。”②浙江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时《申报》曾指出：“国家之赋额减，而民间之租额未减，有田者蒙其惠，无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获其利。”③此外，在征收田赋的过程中，由于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田赋的实际负担几乎都落在农民身上。当时许多省份出现了大户和小户、绅户和民户的区别，纳赋的多少不是以所占土地的面积大小为准，而是视业主的“贵贱强弱”而定。在江苏，“大户或至一文不收，甚有包揽小户者，小户则每石十余千或七八千”。①在浙江，“绅衿大户，正赋之外，颗粒不加，甚至有把持包揽等等，势不能不取盈于乡曲之小户，以为挹此注彼之谋。……最重之户，正漕一石，竟有完米至一石七斗以上者”。②在清政府的“减漕德政”中，不仅自耕农的负担没有减轻，甚至一般中小地主也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利益。

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所以清政府采取了招抚流亡、开垦荒地的措施，以增加田赋收入，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在招民开垦的过程中，各地实行的办法颇为分歧。在江苏，一般是在田归原主的政策下进行的。有主之地，“责成业主招佃垦种”；无主之田，则先招原业主“五服以内者”开垦，五服内无人认领者再由州县招人认垦，三年后再令交纳钱粮，官方给予印照，承认该田归垦荒的农民所有。但是，有些荒田甫经开垦，便往往有人自称原主，勾结局董书差，具结领回。垦民空费经营，开垦出来的土地被人夺走，因此很多农民观望不前，不愿认垦。后来，江苏地方当局出面禁止冒领土地，认为“原主弃田不耕已十余年，业已与田义绝，无论是真是假，均不准领。且此外荒田尚多，何必刻舟求剑？冒领之禁一严，则垦民得尺则尺，不复存观望游移之念矣”。③在浙江，严州府的垦荒章程规定：农民开垦的荒地，如“原业主”还乡后三个月内出面认领，仍可以从垦户手中“照数收回”，若延至荒地垦熟后再行呈报，则“将所种田亩罚半归垦户执业”。湖州府所实行的办法，是由垦户纳官租三年，垦熟后的土地八成归垦户所有，二成归公。在安徽广德州，地方当局曾派人清丈土地，将无主认领的荒地以每亩制钱600文的价格卖给“客民”为业。这些做法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经济关系。它反映了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力图恢复原来的社会秩序。

太平天国战争后，长江中下游各省的所谓“永佃制”的租佃制度更普遍地流行起来，即地主保留土地的所有权，承认佃农有永久耕种的权利（有些地区称地主享有“田底”，佃农享有“田面”）。当时人少地荒，劳动力十分缺乏，地主为了招徕佃户，不得不承认佃户有永佃权。此外，有的地区的农民因不堪宫府苛捐杂税的压迫，将田底低价售给豪富之家，自己保留永久耕种之权，江西乐平就有这种情况。在实行永佃制的地区，大都是由地主向官府缴纳赋税，但也有由佃户缴纳的。①

不难看出，江、浙、皖三省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复兴的趋势，在不少地区，这种土地所有制已占据明显的优势。但是，封建土地关系的重建，也受到了当时复杂历史环境的制约，遇到了不少的阻力。首先，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地主不仅招佃困难，而且佃农还经常托故逼迫业主让租，使旧的土地关系不能顺利恢复。其次，战乱之后官府册档和民间契据散失严重，给确认田地的旧日产权增加了多种困难。一些豪强地主趁势豪夺巧取，也不无垦民乘机将田据为己有，进一步削弱了封建土地关系，出现业主返乡“田为人有，屋为人居，力不能争，讼不能胜”的现象。

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广大农村残破不堪，经济调敝，这主要是战争和清朝宫军的烧杀劫夺所造成的，但自然灾害频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60年代到80年代，三十年间，永定河、黄河、长江、淮河、珠江和洞庭湖等连续发生水灾。其中黄河决口15次，仅在1882年到1890年就决口9次，受灾面积最广；长江也决口15次，但较黄河水患为小；永定河决口16次，从1867年到1875年连续9年决口11次；淮河年年失修，竟出现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景象。除水灾外，旱灾、风灾、虫灾、雹灾、地震、疾疫等灾也在各省连续发生，或诸灾并发。其中又以山西、河南、直隶、安徽、山东等省的灾情最为严重。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连续两年发生了被称为“丁戊奇荒”的大旱灾，以山西、河南为中心，旁及直隶、陕西、甘肃全省及山东、江苏、安徽、四川的部分地区，形成一个面积辽阔的大旱荒区。山西很多村庄，居民不是全家饿死，就是一户所剩无几，甚至有“尽村无遗者”，太原一个城市，“饿死者两万有余”。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这次大旱荒的灾难性后果，历十余年仍未能得到彻底消除，山西省就“耗户口累百万而无从稽，旷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②至于直隶省，1867至1874年，曾连续8年发生遍及全省的水灾，紧接着在1875年发生较大的旱灾，从1885年起，又连续6年发生全省性水灾，社会经济破坏严重，迟迟不能恢复元气。这些自然灾害，严重地摧残了人民的身家性命。1876年到1879年间，南北各省的水、旱灾害至少夺去了1000余万人的生命。灾荒的苦难和赈灾中的种种弊端，引发了灾区饥民的不满，迫使许多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饥民走上了造反之路，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本已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9，第6页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24—36页。②《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50、153页。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13—22页。②1885年12月21日赫德致金登干Z/234函附件，《中国海关密档》第4卷，第1381件，中华书局1992年版。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2，第46页。④《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0，弟5页。①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第41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②马士：《中朝制度考》第313—315页。③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2页。①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抗戈集》第114—147页。①《太平天国》第4册，第474页，②陶煦：《租覈》，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81页。

③《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80页。①丁日昌：《抚吴公牍》卷19，第8页。②《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346页。③《抚吴公牍》卷37，第9页。①《中国近代农业史产资料》第1辑，第251—253页。①《申报》1881年5月15日。②《荒政记》，《山西通志》卷82。转引自李文海、周源著：《灾荒与饥馑》（1840—1919）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