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云：考古中七大翡翠冤案

　　央视为曹操高陵重新开挖作了现场实况转播，客观上使得这一考古事件备受海内外瞩目，而其中最吸人眼球的则是在曹操墓扰土中发现的那颗“口含宝珠”。

　　某媒体6月12日的报道称，这是一颗“翡翠珠”，并称：“从曹操墓出土的珠子都带有穿孔，只有这个翡翠珠没有任何穿孔，由此推断其他珠子为配饰物上所用，翡翠珠为曹操下葬时口含。”

　　不仅如此，报道还援引在场某位不知姓名的考古专家的点评说，“翡翠分为玻璃种翡翠和冰糖种翡翠等。其中玻璃种翡翠质地清澈细腻，极少可见石纹路，是翡翠中的极品，而这颗翡翠珠就属此种”，并说这是一颗“稀世珍宝”，“曾有专家估计其价值上千万元”。

　　6月15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文物队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从来没有说过出土的珠子是墓主人的‘口琀’，关于其质地问题，还需要请权威部门鉴定。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珠子为何物，更没有说过其价值‘上千万’的话，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

　　这样一来，一场关于曹操墓出土“天价翡翠珠”的炒作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在信息发达、收藏热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对考古出土文物做类似于曹操墓“天价翡翠珠”的炒作，令读者不知所云，也让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以出土实物来研究历史的治学方式怎么这等不严谨?笔者觉得，不管是媒体还是专家，为出土文物下结论时都不能信口雌黄。

　　那么，这颗所谓的“翡翠珠”到底是什么呢?

　　从高清晰图片上看，这颗所谓的“翡翠珠”根本不可能是翡翠，因为它没有颜色，清澈无比，非常透明，以致能清晰地照出工作人员的倒影来。我们知道，翡翠中透明度最高的品种就是玻璃种，非常稀有，即使无色也非常昂贵。然而，翡翠实际是辉石矿物晶体的集合体，在该集合体中，辉石矿物晶体相互之间呈镶嵌状或者交织状结构，翡翠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交织结构而呈现出非常优越的、与软玉数值相当的韧性特征。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交织结构，晶体与晶体之间的接触处产生了边界，而边界影响了翡翠饰品的最终“水头”(或称透明度)。所以，无论翡翠的“水头”如何优秀，其作为矿物集合体终究无法与清澈透明的单晶体宝石的透明度相媲美。也就是说，翡翠再怎么玻璃种或者冰种，其透明度也不可能高到可以清晰地照出人影来的程度。

　　因此，这颗“翡翠珠”可能是无色玻璃或任何无色单晶体矿物，包括无色水晶、无色绿柱石、无色刚玉、无色托帕石等，但不仅不可能是翡翠(钠铝辉石集合体)，也不可能是其他多晶体矿物，如和田玉(透闪石集合体)、玛瑙(石英集合体)、珍珠、珊瑚等。

　　笔者以为，对出土的珠宝或玉器文物鉴定，需要有专业的宝石学和矿物学知识、方法和手段，如果考古学不能结合这些关键技术和方法，那么，有关的考古出土珠宝文物的鉴定结果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至少就翡翠器鉴定而言，“冤假错案”就屡屡发生。

　　如下列举的就是考古学出土文物中典型的“冤假错案”，而这些“错判案例”不仅对翡翠历史源流的研究没有任何贡献，反而给其添乱，也影响了严谨的考古学口碑。

　　1 云南省龙陵县新石器文化遗址挖掘出的两件玉斧和一件玉钺，最初被鉴定为硬玉，结果证明为蓝晶石;

　　2 山东曲阜西夏侯新石器晚期遗址里发现的所谓“翠绿色硬玉”制作的镞形器，实际上没有鉴定数据，结果存疑;

　　3 民国时期罗振玉收藏的周代“翡翠刀柄”的材质不是翡翠，而是软玉;

　　4 云南晋宁石寨山战国时期滇王墓内出土的97片玉衣片曾被检测后认为部分属于缅甸硬玉，但实际上那些绿色玉片只是绿松石成分;

　　5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所谓“镶翡翠饰”结果证明应为“镶玉饰”;

　　6 陕西法门寺发掘出举世闻名的包含有佛祖舍利的八重宝函，其中的第四重宝函为一尊纯金宝函，考古报告写着“函身镶满红宝钿、绿宝钿、翡翠、玛瑙、绿松石等各色宝石”，但这里的“翡翠”真是翡翠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实际上这里所描述的所有绿色宝石全部是绿松石;

　　7 西安南郊何家村为唐朝长安城兴化坊邠王府旧址，在邠王府的地窖内曾发掘出大批文物，当时的考古报告上写着“其中就有金银玉器、宝石与翡翠”，这里的“翡翠”有时写成“翠玉六块”。可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翠玉”其实就是绿宝石，而不是缅甸翡翠。